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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群和李珊坐公交车到了崇德里，我们约在巷子里的茶馆见面。

茶馆的主人是王亥，十几岁就画得一手精彩的毛主席像（跨越三城的采访中，当事人的回忆不断提示，能否画好毛主席像是那个年代衡量一个人会不会画画的基本条件），1979年拿过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二等奖，20世纪80年代末闯荡香港，活跃于文化界。他还在香港开创了川味私房菜，如今，他把港式私房菜引进了成都。他戴着一副有绿色内框的小圆眼镜，设计感很强，强到令人忽视了他身上的其他名牌。待开了口，话密且“海”（成都方言，指放得开），一种融合了艺术家、哲人、商人、公关的跨界气质散发出来。

王亥见到老同学，亲切地招呼，亦止于招呼。都是过了花甲的年纪，他看起来要年轻时尚得多。

满头银发的罗群退休前是四川大学美术学院的老师，李珊退休前在一份党刊杂志当美术编辑。进校前，他们经历相似：从小爱画，身边有各种领路人，然后因“文革”停课，下乡插队，在插队的地方继续画……直到1977年参加高考。

此前，在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成都绘画小圈子里，他们已经互相认识并且认识一些青年才俊，像卢万景、何多苓、朱成，像五七艺校的黄振国、周春芽和程丛林，还有体育用品商店的刘旭海……

“何多苓画速写、画人物很厉害。他从身边的东西画起，没事就画，笔都不停。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在家里随手画起了支着蚊帐的床角，我很惊讶，没想到这也可以画。”李珊告诉我，“他们有时聚在店里，有时在宽巷子附近找个模特，一群人围着画。当时已经有人开始画油画，颜料很便宜，一个是上海产的马利牌，一个是天津产的飞鹏牌。”

成都建城两千多年，偏居西南，不是兵家必争之地，渐渐形成一种安逸、自在、崇尚文艺的气质。俗话说“少不入川”，大约指它的不争于少年斗志无益。一个多月后，我在重庆听罗中立院长学说成都方言：“我是个男娃娃，虽然我只有一米八。”“娘”得活灵活现，他说，这是豪气的、出袍哥的重庆与温柔、市井的成都的不同。

“这种市井气反而好。南京也不错，但我觉得要稍微压抑一点，可能是千年古都形成的‘重’。成都没有那种压迫感，文人是比较自在的。我看那些在北京待着的人，好像每天都在与人斗一样，那种感觉让你没法安定下来。上海太商业化。广州我喜欢，只是太热。”何多苓告诉我，这是他多年来守着成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