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书、电影和音乐，我是早熟的。国中、高中，而非大学时代，才是我真正的生命摸索、形成期，这使得我很难跟与我同年龄，或比我年轻一点的人开怀畅谈。我的亲身经历与感受，对他们很陌生、很有距离，比较接近是耳闻来的“往事”；他们记得的深刻体验，我常常会有的反应是：“都几岁了，还对这样的事大惊小怪吗？”没有办法同悲共喜，友谊的热度当然也就有限了。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自己出生的这个年份，一九六三年，或民国五十二年，不太有甚么感应。一直到认识马家辉，到马家辉提议我们两个同年出生的人，应该来合写一本书。对于出生于一九六三年这件事，家辉的态度和我截然相反──我总觉得我的身体里藏着一个更老的灵魂，家辉却希望、甚至主张自己的灵魂和身体都比一九六三年出生算来的数字年轻。我无法用看待其他台湾同龄人的眼光看待他，因为他从香港到台湾的成长经验，如此异质异类，引我高度好奇。

透过家辉，又牵连上了胡洪侠，异质异类的好奇就更强烈了。正因为在三个复杂牵扯、既类似又微妙不同的社会成长，反而给了我和他们两人之间，浓厚、直接的“同代感”。我无法用我的经验记忆去假想、揣测他们看过什么、听过什么、想过什么，我只能拿自己看过、听过、想过的，去跟他们交换。

和这本书的关系，因而格外暧昧。作者的身份往往还不如好奇的读者身份来得重要。或者该说，写作不再必然是我想要表达、记录什么，而是为了知道家辉、大侠会表达什么、记录什么，必须付出的苦劳代价。

书名《对照记》明显是从张爱玲那里抄来的，不过值得骄傲的是，我们的书，比张爱玲那本《对照记》更符合书名文字意思。张爱玲“对照”图与文，实质上是用文字来解说相片；我们却是以三人的切身故事，在同样的题目下严格“对照”，同时对照出了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三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