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望五羊，西通八桂。”

位于两广交界处的梧州，不仅是两广交通的要冲，更是广西水路交通的总出口。

从地缘格局视之，这里是广西的东大门；从地域功能定位来看，这里是传承维系广东广西之间经济、文化交往的最便捷平台。

实际上，梧州一直承载着“一肩担两省”的历史重任。

清末，这座地处西江中游的桂东重镇，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又一起重大事件的历史角色。

1897年5月，清政府宣布梧州正式对外通商。

中国的近代史，已不再是一部闭关锁国的“本土演义”，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势力挟坚船利炮乘虚而入，自此，华夏神州风云突变，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以梧州特殊的地理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为通商口岸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英国为了与法国争夺在南中国的势力范围，1897年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中英续议缅甸条约附款》。清政府同意“将广西梧州府、广东三水县城、江根圩开为通商口岸，作为领事官驻扎处所”，并允许外国“轮船由香港至三水、梧州，由广东至三水、梧州来往”。

根据条约规定，梧州开辟港口的河滩为通商地段，在水上设筏营业，联成水上街市。

所谓通商口岸，倚仗的根本，实则这条奔流了千万年的西江水道。

开埠伊始，梧州关税务司通过《关册》向国际航运界报告，“西江之水，渊博广大，其源从滇省之山川所发，至流于海内者计有三千里之遥……所以洋人多云，胜于美国之合顺江，德国之黎江也。”“本口船只往来尚无阻碍，夏天大船亦可驶入本埠；水涸之日，船之食五尺水深者亦可至梧。”寥寥数语，说明梧州航运的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之理想。外国商人随即蜂拥而来，英商怡和洋行、省港澳轮船公司、太古洋行联合成一家公司，在梧州专理船务，每星期来往梧州，亦有直往香港轮船。这三家外国轮船公司联合在梧州经营，当年便垄断了梧州至三水、广州、香港的轮船运输业务。

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轮船，是发轫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物。

当“舟楫之利”有了机器动力，自此，人类的航运版图和航运历史，就彻底被改写了。

通航西江的轮船最早来到梧州，还是在150多年前。尽管那都是些西方列强的运兵船。

据《筹办夷务始末》载，清咸丰九年（1859年）1月，“有英佛各国火轮等船只多艘，共载兵千余名，由广东省城驶至肇庆，并分出船只，于1月22日，驶至梧州城外。”

此后，轮船作为运输工具在梧州的发展速度，与它的航速一样快。

光绪年间（1875—1909），轮船和拖船已不定期航行于梧州至广州、香港，以及梧州至南宁、柳州，南宁至龙州之间。

《中英续议缅甸条约附款》签订不久后，江门又辟为通商口岸，由港澳前往西江的轮船，“须先由磨刀门或横门或由省城方能转入西江”。这样，外轮抵梧州的航线，由原来的两条增辟为三条。

咸丰九年那次英法等国的兵轮驶至梧州对西江航道进行的探勘，令英人“信心”大增，英国使者曾向其上司这样报告：“只要新的商务部或海军部着手进行西江的勘测工作，并应当采用适当的那些海图，那就有可能发现，小型轮船可以沿着西江而上，直达离云南边境不远的百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