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日军对中国的入侵，作为文化界人士的陆费逵自然要对时局作出表态。1932年冬天，他计划出版一个半月刊，让书局里的年轻人周宪文主编。陆费逵建议半月刊的名字叫“中国与中国人”，意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人应当有国家的概念，二是人人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这道理看似浅显，却显出陆费逵的良苦用心。

周宪文觉得“中国与中国人”作为一个刊物的名字有些奇怪，于是改称《新中华》。民国初年中华书局出版过一个杂志《大中华》，由梁启超主持。《新中华》有点承继衣钵的意思。

在《新中华》创刊号上，陆费逵发表了《备战》一文，作为发刊词。文章论述了备战的必要性，提出“一致对外”、“长期抵抗”、“将整个的财力、人才准备作战”。对于军事、交通、文化等各个方面，陆费逵都有自己的想法，他的一些有预见性的观点深为书局的同人所钦佩。

陆费逵除了日本，没去过其他国家；也不大阅读英文书报，但这些都不妨碍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他说，“个人非有学问、有修养，不能成事。社会非有教育、有风纪，不能有为”。他认为一个人的创造性和远见卓识，需要靠广博的知识做基础。

正是这种出色的创造能力、预见能力，以及平易近人、宽厚仁爱的性格，使陆费逵为书局众位同人所拥戴，也延揽了众多的人才。前面提到的周宪文就是其中一位。

1936年，周宪文打算离开中华书局去从政，担任日本留学生监督，陆费逵就这个事情和他谈了三个小时，希望他能够留下。见他去意已决，便不再勉强，只是说：“我希望我们能够共事，不过你还年轻，对世途的艰难险恶还不甚了解，出去历练历练也好。如果失败了，不妨再回来，中华书局随时都欢迎。”老板宽阔的胸襟让周宪文无比感动，虽然后来周宪文认识到自己的选择并不明智而转到暨南大学教书，并没有重回中华书局，但几十年后，他对陆费逵仍然心存感激。

中华书局早期的时候，还有一位人才是黎锦晖。1920年年初，教育部规定全国初级小学国文改为语体文，“首宜教授注音字母，正其发音”，也就是说要让孩子们通过拼音认字。陆费逵反应极快，为了和商务印书馆竞争，他在教育部公布这个消息前，就跑到北京拜访黎锦熙——黎锦晖的大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黎锦熙致力于改革语言文字，创造新教育和新文化，是一个风云人物。黎锦熙是湖南湘潭人，曾经任教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当过毛泽东的老师。

这个时候，黎锦晖正帮着大哥修订教科书，书名还没起，陆费逵仔细一看觉得不错，就带回上海准备印制，定名为新教材教科书《国语课本》。但这时遇到一个小问题，就是如何给黎锦晖署名。当时的黎锦晖在长沙得罪了官绅，又在北京招惹了学究，要是在课本上印黎锦晖的真名，怕是要招来麻烦，影响书的销路。陆费逵很认真地写信征询黎锦晖的意见，经过商量，最后印的是黎均全，均全是黎锦晖的字。出版之后，中华书局的宣传工作做得也到位，所以课本获得畅销。

商量稿酬的时候，黎锦晖表示由书局定，自己绝不计较。陆费逵看这个年轻人这么重事业，轻名利，而且课本编得又好，便伸出橄榄枝，邀请他到上海来工作。于是，黎锦晖开始了他六年的中华书局工作经历。

黎锦晖到中华书局后，任国语部部长。他年富力强、干劲十足，在白话课本、儿童文学丛书、儿童定期刊物的编行方面，在大规模暑期讲习班、新的小学教学法、学校使用拼音字、扩大课外文娱活动等实验方面，黎锦晖都作出了尝试。他还出任书局国语专科学校（简称“语专”）的校长，主编《小朋友》周刊，反响很大。喜欢创新的黎锦晖正是在中华书局工作期间，开始在儿童音乐和歌舞方面下工夫，最终成为中国儿童歌舞音乐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