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他的恩师章太炎触怒袁世凯，被软禁在北京钱粮胡同的一所徐姓大宅中。黄侃前往陪住，顺便将中国文学史中的若干问题向章太炎请教。章氏向来不重口腹之欲，饭菜很不讲究，厨子手艺差，菜式单调，黄侃举箸难下，根本吃不消，于是他怂恿章太炎换了个四川厨子。哪知这样一来，他无意间得罪了那位假扮厨子的警察（此公贪冒伙食费，恨黄侃断其财路），没多久他就被扫地出门。

即使后来身为人师，黄侃也没能改掉这个“馋嘴”的毛病，并且毫不理会学校的规定，经常变换借口要他学生替自己“买单”。学生们慢慢摸透了黄的脾气，知道在黄侃老师这里，“有菜一切好说，无酒寸步难行”。黄侃讲课时，有一个习惯，每每讲到紧要之处就戛然而止，对学生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大洋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

有一天，有个学生在同和居请客，碰巧看见黄侃也在隔壁房间请客，他赶紧过去向老师问好。不料，黄侃对他批评起来，直到这个学生请的客人都到齐了，还不让他走。情急之下，这个学生灵机一动，就把伙计叫来交代说：“今天黄先生在这里请客，无论花多少钱都算在我的账上。”黄侃一听，正中下怀，就对学生说：“好了，你走吧。”学生这才得以脱身。

黄侃讲授《说文解字》，学生都觉得晦涩难懂。因此，每次期末考试时，都有学生不及格。后来，有学生上他的课时，就投其所好，凑钱办了一桌酒席，请黄侃赴宴，黄侃欣然前往。这一招果然立竿见影，期末考试时，学生全部及格。校长蔡元培知道这件事后，责问他为何违反校规，吃学生的请。黄理直气壮地说：“他们这些学生还知道尊师重道，所以我不想为难他们。”

就是凭着这股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和“好酒好菜，放马过来”的精神，黄侃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美食家。川菜、鲁菜、粤菜、闽菜、苏菜、苏州船菜、回回菜、湘菜、东洋菜、法国菜、俄国菜、德国菜，他皆要一饱口福；茅台、杏花村、汾酒、泸州老窖、五粮液、女儿红、白兰地等各式陈年佳酿，他统统豪饮一番；北京、上海、沈阳、南京、太原、苏州、武昌、成都等地的著名酒楼，他都曾到此一吃。无论是刮风下雨，头疼脑热，只要是有酒有菜，黄侃立马就精神百倍，左右开弓地大嚼起来，推杯换盏，来者不拒，颇有些吞食天地的架势。难怪有人戏称他为“老饕餮”。然而，食多伤胃，酒醉伤肝，黄侃饮食从不节制，贪恋碟中之菜，杯中之物，导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他仅得中寿，与此不无关系。

第二，黄侃自视甚高，恃才傲物，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方法，对于新派的主张很是反感，时常为此破口大骂，其好骂人的名声多半是由此而来。

1908年的一天，陈独秀来到东京民报社，拜见章太炎。这时，正值章的弟子黄侃、钱玄同在座，听到有客人来，他们就到隔壁的房间去。虽是隔着两扇纸拉门，主客的谈话还是可以听得一清二楚。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段玉裁、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人，多出于安徽、江苏两省。后来，话题不知怎么一转，陈独秀忽然提到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章太炎也敷衍道：“是啊，没有什么人。”这时，隔壁的黄侃忍不住了，大声喊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一听，都非常扫兴。不久，陈独秀就告辞了。无巧不成书的是，黄侃回国之后，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当教授。1916年，陈独秀受校长蔡元培之邀，也来北大当文科学长。两人因而成为同事。陈独秀以北大为阵地，主办《新青年》，宣扬白话文和新文学，倡导新文化运动。黄侃也不甘示弱，主办《国故》月刊，倡导国故，企图与《新青年》相抗衡。陈、黄二人各自成为新旧两派的首领，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