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自南方来信

跟我打听长安的诗人

我说该逃的逃了

该在的仍在

死的是李白

——《消息》

A

大概是1990年初，季珊带我去见过一个，当时并不知道他就是本码头赫赫有名的“白水先生”。那时我跟季珊也才认识不久，是经由一名叫“紫鸟”的家伙介绍的，紫鸟曾去过北师大推销他编选的一册诗集，到宿舍来找我帮忙。后来我分回了西安，给他写了封信，他便骑着摩托车来外语学院找我。当时，除了紫鸟，本城写诗的我一个也不认识。我最初结识的几位也都是经他介绍的，包括季珊。紫鸟给我讲述了这位才女18岁四处闯荡的故事，头扎小辫，足蹬皮靴，怀揣一把藏刀，西至新疆，南到三亚……紫鸟讲得绘声绘色，颇具传奇色彩，他有这本事。那年他老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令我叹服的，他说：“我们被人和了！”——这句麻将桌上的话颇能代表当时大伙的心情。听完他的介绍，我说：“那就认识认识。”季珊当时正在我所任职的学院进修，没走几步就到了她的宿舍。下一个场景便到了一家饭馆，紫鸟要了凉菜和啤酒。季珊一看便知是经过些场合的女孩，她不吃菜（声称吃过饭了），只能喝酒，还不忘给两位男人斟酒。从紫鸟嘴里听出季珊很能喝，这在后来的交往中被反复地证实过。我也看出季珊对这只鸟不是很待见，她基本上一直面朝我说话。应该说，我和季珊第一次见面就聊得很投机。后来我们转移到我宿舍，紫鸟因为不大能插上话便怂恿我读诗，读我自己的诗。他在北京时见识过我的朗诵——提起朗诵，在中国当代的诗人中间我和黑大春可以并称最好。黑的朗诵富于感伤，颇具行吟的味道；我的朗诵则类似摇滚中的RAP（说唱），有些杀伤力。从听众效应来说，黑多感动女士，我多煽动男人。那天晚上我借着酒劲读了不少自己的诗，能看出季珊很欣赏。我记得她十分喜欢《旅馆》一诗中的几句：我醒来的时候/我的香烟/在她的手上/姿势优美地燃着。那首诗后来被我编入我的第二部诗集《一行乘三》。与季珊的结识，使我对这个码头上的诗状况有了初步的了解——这个了解当然是不全面的：我首先感到的是韩东遗风不散，或者仅是因为我首先闯进的是韩东当年留下的残部。也是在季珊那里，我看到了《他们》创刊号，后来听说它在香港以500港币的标价出售，不管它到底值多少钱，仅就我所看过的诸多民刊来说，《他们》创刊号无疑是最好的。当时，一边翻着这期《他们》，一边与季珊聊天，一种“西安回对了”的感觉油然而生，我急于找到这种感觉以抵消毕业留京未遂的被放逐感。不过，北京那种复洋古的诗歌氛围确实不适合我。季珊问我是否想再结识一些朋友，我说是。毕业离京的前夕，我和我的朋友洪烛曾在北师大的一座凉亭下面有过一番谈话。他当时已从武大分到北京的中国文联出版社，我也正准备向西安撤退，谈及今后创作方面的打算，他说他是要走白道的，我说我只能走黑道。我说这话当然不是戏言，是基于我对中国现代诗发展状况和对自身的了解。可黑道在哪儿啊？它又没挂牌子，所以只能找——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

去找“白水先生”的那天，街面上有风。路不算远，可我们骑得很慢。由于是临时决定去找他，所以季珊也来不及做些必要的铺垫，以把这位“白水先生”深入介绍一番。只说他叫于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当年和韩东、丁当、杨争光玩得不错。我们在建国路拐弯，从“71号大院”——省作协门口经过——这个院落中的人和事，读者想必已经在贾平凹同志的《废都》中有所领教，本篇关注的东西不在此。我们骑车进入省政协大院，拐进那片二层小楼的高干区，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身材瘦长的男子，近三张的模样。我感觉他很像陈凯歌拍的《孩子王》中那个谢园扮演的“高杆”。季珊叫他“于明”——正是我们要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