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在写过《明朗的天》以后，又不止一次动了执笔创作的念头，但是一个戏都没有写成。连当时最为保守的创作计划——一年只写一个戏，也没有能够实现。

与此同时，曹禺对于兼职过多的灾难，也是既很不适应，又很适应的。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开始，到全国作家协会、全国文艺工作者联合会以及各种学会、协会都要挂上一个负责人的头衔。记得，他还是“中国蒙古友好协会”的会长。于是，有时忙碌一天下来连会都开不齐，也开不完。另外，还有会见、宴请、看戏、座谈、合影、签名、迎来、送往等等，有时一天可以跑上几次机场。正如有人形容的那样——曹禺在外边是和颜悦色，忙于应酬；回家以后又要骂自己过于听话。似乎有些事情不能不做，不敢不做，也不愿不做，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习惯，做那些本来不必去做的事情。无疑，对于专业作家来说，这也是一场无法逃脱的灾难，一个可以致命的大敌。

从“大地狱”里逃出来，他心情欢畅，要拿起

笔写自己想写的东西，然而生活仍然是那么不可思议。

1978年6月30日，北京市文化局正式发出文件，宣布给曹禺平反落实政策。这时，他含着泪水微笑着说：“我相信，我已经从大地狱里逃出来了！”

1986年，曹禺师写过一篇《应该记住》的文章，记述当时的一些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