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焦先生一生当中，在戏剧问题上最后一次难能可贵的、难以忘怀的发言。想想看，他在艺术问题上一贯不讲情面，不说假话，就是在“四人帮”横行霸道的日子里，也勇敢地没有保持沉默。尽管他那时已经被剥夺了一切从事艺术活动的权利，但是凭着艺术家的良心，对一个所谓“三突出”的剧目，竟然提出了公开的、尖锐的、不留情面的批评。

就因如此，到了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运动高潮中，焦先生在北京市文化系统于北京展览馆召开的千人大会上，再一次被“毛泽东思想解放军、工人宣传队”的负责人点名批判，并定为“为３０年代反革命文艺黑线翻案，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新生事物”的、顽固不化的、死不改悔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为此，焦先生这位曾以“南黄（佐临）北焦（菊隐）”闻名于全国，立志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戏剧事业，并在话剧事业上已经做出了开拓性、历史性、突破性伟大功绩的人，竟然两眼闪着泪花，万般无奈又悲愤满怀地向友人说：“我已经彻底绝望了，今后我再也不能做导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