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契合决定了我们的自信与信念的一切最高形式——它是我们漫长人生之旅的见证——确定了我们所有理想主义的努力，这种努力并非由任何一种目的论（就哲学家们赋予它的“根本”的含义而言）所引导，我们的理想主义别非他物，乃是心灵的实相。适应外界的必要性造就了它，护持着它，意在将它发扬光大并留传给子孙后嗣。它蕴藏于精神生活源起的深层，就像生理意义的人起源于太古的原生动物一样。我们对绝对的探求，是对于休憩的不倦的向往，或许只有扫除一切妨碍我们前进的盲动力量的最后胜利才能使我们如愿以偿。但是，为了使我们的灵魂得到拯救，我们越是朝它走近，终点却离我们越远。生命的归宿是生活自身，我们的理想为我们指明的正是那永不停息、日新月异的生活。

当我们追随时光的踪迹，考察一个又一个民族时，这种理想的表现形式似乎千变万化。其实，变动着的只是某一时期的各种需求，某个民族的各种需求。它们只能由子孙后代通过对千差万别的各种表象进行剖析，据此才能揭示其本质的同一，反映其功利的特质。刚刚步出古代埃及、希腊社会，我们就窥见精神王国出现在地平线上。印度教的神殿、基督教的教堂使它的疆域分崩离析，西班牙的残疾人、荷兰的贫困又无端侵入这个王国，并没有为它引入任何一种人类典范的文明，而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艺术家们早已用这些典范定义了我们的需求。这自然无关紧要。不过在那里，人类伟大的梦想依旧可以鉴识一贯指引着它去适应现实的努力。新的生存条件层现叠出，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使我们感受到有必要理解它们，以便将我们的行动导引至与我们利益相一致的方向上来。真实的自然风光，平民百姓的生活，都有力地表现了自然景观的方方面面，我们那疲于梦幻的灵魂能在其中静思、重塑。苦难与绝望的召唤本身同样在激发我们重聚、认同、自强的愿望。

我们之所以逐一地转向古埃及人、古亚述人、古希腊人、古印度人、中世纪的法国人、意大利人、荷兰人，那是因为我们有时从属于某一特定环境，有时从属于某一特定时代，有时甚至从属于我们的时代或我们的生命中某一时刻：因为这一时刻更需要的是这些而不是另外一些文明形式。寒冷时，我们觅求阳光；炎热时，我们向往阴凉。对塑造了我们人类的几大古代文明，我们一样地感铭思切，因为我们曾相继向其中每种文明索取过自身匮乏之物。在恪守传统对我们有利时，我们曾循规蹈矩；当革命能拯救我们时，我们曾向它欢呼致敬。当整个社会消沉气馁或预感到新的生机时，我们曾是理想主义者；当社会处于暂时稳定时，我们曾是求实主义者。我们不曾向激情奔放的民族苛求更多的沉思冥想，也不曾向讲求实际的民族奢求更多的激情，因为我们知道，充满激情和讲求实际对于务实精神来说同样必不可少。是我们，撰写了塞万提斯描述人是何等慷慨大度和怎样注重实际的鸿篇巨制。我们追随过这种或那种强大的思潮，也曾引证过价值几近相等的理由为我们的选择进行辩护。我们称之为理想主义艺术、现实主义艺术的东西，不过是我们永不停息的行动一时选用的不同形式而已。为了实现人类灵魂的守衡，保守势力与激进势力应该合为一体，让我们牢牢把握生活中这一永葆青春的时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