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在我看来，历史应该具有交响乐的特征。倘若我们不试图抓住人的行为的深层关系，不指出它们的联动关系，尤其是不阐明其充满活力的特性的话，那么，对我们来说，描述人的行为就没有任何益趣，没有任何效益，也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了，因为正是新生力量的从不间断的萌发生长，孕育着往昔的各种力量对现今的各种力量的无法阻隔的影响。每个人、每种行为、每件作品，在历史这个乐队中，都扮演着一名音乐家的角色或起着一种乐器的作用。在我看来，人们显然不能夸大铙钹或某一打击乐器的表演者的作用，他们的重要性无法与大提琴或小提琴的表演者相比拟，这些乐器的关系同样如此。人及其行为或作品的价值，经由其自身和其与整个乐队的关系表现出来。史学家就是历史这个乐队的指挥，他所演奏的交响乐是凭借无数艺术家、哲学家和进行活动的人通力合作完成的。史学家的作用仅仅在于：发掘历史的主要特征，指明它的主要线索，使其基本轮廓脱颖而出，将其明暗面进行对比，令其间过渡自然衔接，使各种色调协调一致。

但是，艺术史学家又不同于行为史学家，他所起的作用尤为独特。这是因为，行为的重要性可以通过其结果与印迹自动地显示出来，而艺术作品的重要性必须通过鉴赏来体现。历史学家无法做到不偏不倚。自诩为“学者”的史学家实际上是在自欺欺人。我本人并不了解，高明的史学家也不了解，可能会有某种度量器具，它可以使人准确地衡量莱奥卡雷斯、菲迪亚斯、贝尼尼和米开朗琪罗等人各自的重要性。就文学史而论，人们似乎甘愿接受这种观点，倘若文学史家无论是出于有心还是无意，怠慢保尔·德·科克而大谈巴尔扎克，人们似乎不会想到发出抱怨。同样地，当索邦大学的教授在撰写一部法国史时，如果他偏重于描述拿破仑的举止而冷淡克拉克或马雷，人们恐怕也不会感到惊异。只有当作者评论拿破仑、克拉克或马雷带有浓厚的感情倾向性时，那些虔诚的信仰者才会表示抗议。他们并不了解，早在史学家动笔写作之前，通过由各种人或从各种事件本身提炼的对史实的简明介绍，已经把一种有倾向性的选择强加给了所有人。

当问题涉及当代史时，史学家扮演乐队指挥的角色就更难称心如意了。远离往事的幻象，事件对精神或多或少较为强烈和持久的影响，这些事件遗留下来的回忆，这一切无不在评说过去的人的面前设置下座座高峰、处处洼谷。它们在所有人的视野以内，而史学家为了把它们重构成一个生机盎然的机体，只能用迂回曲折的方法达到自己的目的。越从近处观看，唯一能起作用的只是直觉，而勇气无疑会助其一臂之力。谁若没有胆识面向未来、信赖未来，只能咎由自取，因为任何人只能听任未来评说自己与同时代的人及其作品产生共鸣有无道理，就像一名艺术家与自己作品中的光和影共享乐趣一样，这样做有无得失亦应由未来予以评说。从历史的悖论角度看，比如说，雷诺阿最微不足道的艺术作品，塞尚最微不足道的水彩画，与十年中摆放在所有绘画展厅内的成千上万件作品相比，在艺术史上都闪烁着更加迷人的光彩。肯定这一点，近乎是一种异端邪说。然而，必须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现今时刻的诗篇就是未来时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