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走得更远些。画面上，一个饥肠辘辘的人乞食的手势，一位妇女在行人耳旁低声诉说的话语，在一个令人忐忑不安的夜晚最不引人注意的惶恐的动作，较之上述成千上万件展出的作品以及执意要把它们呈现给观众的别有图谋的主办单位，在艺术史上所占有的地位都要重要得多。使包括雷诺阿和塞尚在内的艺术家们的创作技巧大放光彩的“演奏管弦乐”的民众，反过来，艺术大师们的创作技巧又把他们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些民众，只是在无足轻重的程度内，由为数众多的相当平庸的作品组成的，而民众们在上述作品中的演奏，充其量仅像是在充满下意识的摹拟和夸张的动作的沉寂中发出的一声呐喊而已。这些民众存在于各种生活习俗以及他们对社会演变与思想交流产生影响的行动的弥漫性的整体中，存在于发现、需要以及当时的社会冲突和阴暗的、巨大的震荡之中，而它们又是栖身于集体生活的深层和隐藏于个人意识的活体内的情爱与饥渴的产物。

所谓的“艺术”运动，就像很难长久敷在妇女面庞上的脂粉一样，通过学院、流派、官方学说的渠道，漂浮在历史长河的河面上。但愿这种运动也能在造型艺术雄伟的交响乐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在这一交响乐中，比如说，雷诺阿、塞尚今天所占有的光荣地位与鲁本斯、伦勃朗昔日所享有的特殊荣耀可以相提并论。但是，这种运动仅仅是通过间接途径，由它向民众灌输的精神才能在每一种新的肯定中发挥作用，这种肯定是某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提供的，而他本人对它的各种表现形式几乎全然不知。就昔日的史学家而论，从一种顺乎自然的率真性出发，习惯的做法是肯定菲迪亚斯的重要性大于莱奥卡雷斯。我认为，对现代史学家来说，如果说他在自己的著述中肯定雷诺阿和塞尚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那么，从“科学”的角度看，他的动机同样也是合法的。

说到底，自一个多世纪以来——大体上说是自温克尔曼迄今——我们过于倾向把艺术史与考古学越来越严重地混为一谈。这跟人们把文学和语法混为一谈没有任何区别。与此截然不同的做法是，不是通过外部特征来描述前人遗留在自己行进路途上的纪念性建筑物，准确地测量它们，确定它们的作用和风格，把它们置于特定的空间和时间范畴中加以考察，而是通过发掘某些藏而不露的根系，尝试说明这些纪念性建筑物深深地植根于古代民族的心灵中，揭示这些建筑物如何概括了当时人们的基本愿望，阐明它们又怎样构成了体现着那些人的痛苦、需要、幻想和错觉的明显的见证，正是这一切在所有逝去的和活着的人身上，掘开了从情感通往精神的鲜血淋漓的通道。我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想写一部不是记录人的作品的干巴巴的一览表，而是一部尽可能动人心弦的著述，通过人所交叉穿越的多种形式，来描绘人的好奇心与所接受的教养如何交汇在一起。我可能会犯——实际上我也曾犯有——考古学方面的错误。尽管我知道有些人犯的错误更为严重，但我仍不免会出现闪失，无论如何，我将不会为自己的过失进行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