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的贡献显然是不可磨灭的。在寻找并发现作品及流派的最早渊源、确定它们之间的亲缘和从属关系的同时，面对着各种形象纷繁复杂的外貌——其中诸多的势不两立的美学观点互相借鉴，借以在精神领域建立自己羽毛未丰的排他性——考古学逐渐地确立了它们在原初阶段的类似性，以及随后在其沿革过程中几乎屡见不鲜的发展的平行性。无论在任何地方，站在艺术家身后的考古学家，在重新发现人类活动的足迹方面都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在我们中间，今天能够与最出乎意料的艺术形式进行直接接触的那些人，显然并不一定了解，这种联系的建立是以往长期教化结出的果实，而考古学家就是最好的工匠，对此考古学界深信不疑。那些怀着极大的轻蔑，对考古学家的冷峻态度不屑一顾的人，恐怕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他们的冷峻性，至少要感谢他们提供了若干方法，使自己得以将这种冷峻性变得优美、高雅。

今天，我们对那些大言不惭的人嗤之以鼻，他们不是对埃及的雕塑所体现的高度的灵性表现出有限的怜悯心，就是对印度的浅浮雕寓意深刻的兽性出言不逊、大为不恭。然而，过去也曾有一些艺术家持有和这些人相仿的态度。我不能肯定米开朗琪罗会在一尊埃及巨像前耸过肩膀，但我确信菲迪亚斯若能转世，一定会把伦勃朗的作品付之一炬。从造型角度看，考古学就是动物学的分类学。考古学在最基础的部位上，不知不觉地重塑了包罗万象的艺术形式的内在统一性，并且使具有世界性的人得以在精神领域认识自我。倘若有朝一日这个世界性的人果真会在社会上出现——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我对是否承认他将持保留态度。但是，如果某些人能够从存在于世间的多种多样的崇拜偶像中，选取出唯一的一个可以激活其他偶像的天神，我相信，我希望，能和这些人分享同样的快乐。恐怕不久我就会尝试从所有这些偶像中，分离出这位天神的某些特性来。

不过，这不是本书的意图，这里的篇幅有限，无法包容这一命题。我欣慰地体察到读者们焦急地期待了解我要为他们描述的艺术发展、沿革的历险史，但是，我切望他们不要指望，在我们有幸共同吸吮这朵鲜花的芬芳前，就急不可耐地先去采摘这朵鲜花。从跨进这部著作的门槛起，我不希望在我和读者之间，存在哪怕是最小的一点误解。我已经告知读者，在这部十年前写出的著作中，我很难辨识自己的面貌。本书开端部分构成了对艺术的实效性的辩护词，尽管它是相当晦涩并且通常又是较为粗俗的。我不希望自己态度暧昧、模棱两可。我始终认为艺术具有实效性。在这一方面，我甚至变得更加固执。艺术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而且肯定无疑，其有益性对我们来说仅仅次于食物。或许艺术的有益性还要高于食物，因为说到底，我们每天吃下食物，目的乃是维持使我们得以消化、吸收在我们身边不断显示和变化着的、能为人们带来恩惠的幻想世界的熊熊火焰，乃是为了重铸和扩散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