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文明，是一种激情澎湃的历史现象。正是通过它所矗立，并且留在它的身后的纪念性建筑物，我们才得以评价某种文明的价值和伟大程度。由于它能依据一种更感人、更活跃、更协调、更持久的风格强加在我们身上，这种文明便能更好地确立其地位。今天人们用“文明”这一词语所表示的人的几乎可以肯定的一致性，与上述观点毫无共通之处。工业工具——铁路、机器、电力、电报等等，只不过是一种工具，全体人民为了实现即刻的、在物质方面有利可图的目的所能运用的工具，与此同时，人们又无须企求通过这种运用，来揭示人的关切、激动、理解的热情与表达的天赋的深刻的根源。然而，正是上述关切、激动、热情和天赋能够通向美学的伟大风格，在这种风格中，一个种族可以在某一特定时刻与世界精神相互沟通。从这一角度来看，比如说，5000年前的埃及，5个世纪以前的中国，比当代美洲更具有文明性，因为后者的文明风格正在孕育之中。同样地，50年前的日本也比今天的日本更加文明化。依据埃及文明的连带性、统一性、艺术生产井然有序的多样性、历史的悠久性和为展示其力量而不懈努力的持续性，甚至有可能说，埃及构成了地球上从未出现过的最伟大的文明，并且有可能认为，自埃及以后，其他文明的各种表现形式，只不过是它的风格的解体与离析的形式。或许还需要一万年的时间，人们才能认清这一点。

在任何情况下，风格，对我们来说，这条在我们沿着其行进的道路上，规定着前人建立的充满抒情色彩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和谐的曲线，这样的风格只是平衡的一种瞬间的状态。人们不能超越这种风格，只能用另一种风格取而代之。风格，换言之，乃是对“进步”的否定，这种否定只有在工艺装备领域内才能成为可能，通过在这一方面人所发明的手段的数目和力量与日俱增，伴随着生活的复杂性以及实现新平衡的诸多要素的复杂性日渐增多，它的否定作用也就变得愈加醒目。由于工艺装置的不断改进，道德范畴和美学范畴才能构成更为广阔的交响乐曲——各种各样的影响与回响越来越混杂在一起、越来越纠缠在一起的交响乐曲，为不计其数的乐器所演奏的交响乐曲。

然而，“道德进步”和“美学进步”一样，只是社会哲学家为普通人设下的一些诱饵，借以激发其积极性，驱使其更加奋发。邪恶、错误、丑陋、愚昧，在任何新风格的建构中，无不始终起着必不可缺的作用，是诸如想象、沉思、理想主义和信念的前提条件本身。艺术是一个民族、一个人征服黑暗与混乱的和谐的闪光，黑暗与混乱既出现在这种闪光之前，也尾随在这种闪光之后，它们必定会围绕着它团团旋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高擎偷盗来的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只能指望这一火光在刹那间，照亮自己身躯鲜血淋漓的伤口，同时也照亮自己沉着冷静的额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