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属于一种已经有久远历史的文明，因为文明注定要生存在一定的环境里。古代艺术家试图通过表现环境的面貌，在精神中反映这个环境的规律。因此，任何文明，无论它多么高超，除此之外，既无其他动机，亦无其他目的。追逐驯鹿的猎人不仅仅是最聪明的人，而且是第一批文明人，他们不但掌握了火，而且掌握了艺术。总之，我们愈是沿着地理线索深入到洞穴文明中，这个从中央山脉延伸到比利牛斯山脉的文明，愈显示出它是一个协调的整体。深刻的协调性表现在古老的传统里和已经礼仪化的风俗里。而文明进化的动力则受强大的人类社会规律的支配。随着对古代文化层遗迹的发掘，年代愈近，工具愈先进，而艺术的发展则从最简单的制造，发展到维泽尔和阿尔塔米拉洞窟壁画，走过一条充满必然联系的道路，也就是说，艺术从对物的质朴的模仿发展到因袭的表现。首先，雕刻把物的各个侧面都表现出来，好像雕刻品就是物的第二真实存在。然后是浅浮雕，浮雕越来越浅，而后变成刻画，最后是大型传统壁画，物终于被投射成像，画在石壁上。

佩里戈尔洞窟壁画年代不详，法国

南部阿杰尔的塔西里岩画年代不详，阿尔及利亚

以上的论述足以否定通常的比较。猎杀驯鹿的古代猎人不是当代尚处原始状态的人，例如生活在北极的原始部落和赤道的原始人，更不是儿童。古代人留给我们的作品比大部分因纽特人的作品，比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所有作品，尤其比儿童作品要高超得多。现代原始人在智力发展上根本没有达到古代人的水平。至于儿童，他们创作不出任何足以流传下来的东西，他们在沙地上或者在活页纸上留下第一道线条，但那不过是在游戏中偶尔为之。在坚硬的物质上，用另一种坚硬物质把意识里的形象印下来，儿童既没有这种欲望和耐心，也没有发自内心深处的需要。詹姆斯·胥黎曾正确指出，儿童只限于用象征手法表现自然，在每一次作画时，都变换表意符号，满足于创造一系列彼此缺乏联系的符号。他们既不关心形象之间的关系和比例，也不关心他们匆忙罗列的物的性质。他们不研究物性，甚至，那东西就在眼前，他们也不屑一顾。很可能，儿童只是受模仿意识的影响才作画，因为他们见过作画，见过画面形象。他们知道东西有可能留下形象。如果他们的本性还没有被泛滥成灾、团团围绕、因循守旧的造型语言所歪曲，他们便会在作画前自然而然地用黏土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