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从伊拉克战争报道开始，我做了将近一年的新闻访谈节目，作为深度访谈节目的主持人，节目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要发挥的恰好就是有理解依据的自主性。因为是按自己的方式提问叙述，编辑的作用就是提供辅助支撑，所以，这一年，表达的真正自主性得到极大的锻炼。2004年继续回到《中国新闻》，当我再去读那些经常编辑得比较粗糙的文稿时，已经很难再像过去那样，虽然表达上有些自我特色，但终归还是基本照本宣科地念稿了。我不能接受编辑们大量采用新华社稿件，那种试图把公式化的书面表述直接转化为有声语言的表述方式，简直不可能让节目能有自己的特色。于是，有了一定语言自主训练的我，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说话。在直播过程中，我经常是稿子写一套，我自己说一套，偶尔夹杂一两句不出圈儿的小评论。其实，我不过是想像个正常人那样去说话，说得稍微生活化一点，让人听起来官气少一点，八股少一点，也自然一点。我们会在某个时期像得传染病一样，集体无意识地老用一个词。比如，有一阵“风景线”盛行，说着说着就是哪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现在又盛行“标志着”，什么东西如何了，于是就标志着它怎么怎么了。拜托，我们换个词儿行吗？！

我用我的方式说话，哪怕只是在很短的时间，我比从业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像新闻主播，我对整个节目的驾驭感比任何时候都直接强烈。但是，我个人抵挡不住我上面说到的那种集体无意识。选择了新闻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尽管我事先会去做很多案头工作，我每天都生活在新闻里，但是不管我事先做了怎样的准备，那种截稿前几分钟（有时是播出进行中）才蜂拥而至的、大量的新华社通稿又把你逼到了绝境，除了照念，你没有别的选择。我经常看到我的年轻同事在镜头上被那些大的复合句，那种仅适合于书面表达的大复合句折磨得磕磕绊绊，除了同情理解，我还知道，等到他们不再被这些大复合句嗑绊的时候，等到他们流畅自如的时候，当他们把这套语言变成自己的语言的时候，若要他们再脱稿按自己原本的方式说话，就已经很难了。他们已经习惯了在镜头前用那种方式出声，或者说进入到镜头前那种特定的环境，他们就只能那样说话。为什么要责怪他们离开了提示器就不会自己说话？如果一开始就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说话，一路实践下去，一路摔打下去，这些先天语言能力就比普通人要强许多的先生女士们该在镜头上放出怎样的光彩呢？！可悲的是，这种对语言内容习惯性的约束，从他们一上专业课就开始，他们在学院学的就是书面稿，他们在训练自己，如何把这些书面稿表达得有声有色。我们能不能开一堂课，就叫自主表达课？

回到我前面的话题。我无法不去念那些我不喜欢的句子，我妥协了，因为我不是主播，我只是像主播，对那些稿件我没有最终否定权。像虽像，终归不是。

我究竟是新闻主播还是新闻念稿人？这么些年来，我的自我认同一直在这两者之间挣扎。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个可笑的挣扎。

我曾经在技术层面上挣扎，我想摆脱单一的念稿，在镜头前以个性化的方式来表现自主性。我也在心理依据上挣扎，我们要同国际接轨，我们必须要使自己不仅像，而且就是个新闻主播。

问题是，我们需不需要新闻主播？什么样的新闻节目才需要新闻主播？谁能够成为新闻主播？

主播者，信息的掌控及自主处理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