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条至第四条也合情合理，完全可以满足工人代表团的要求，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但叶楚伧，这个一年后沦为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的家伙为保护资本家的利益，居然采取“暂缓”的态度，这完全与改组后的国民党党纲上明确提出的保护工人和农民利益的政策相违背。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代表国民党的以上做法，极大地触动了参加和领导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并因此被资方毒打送进巡捕房的顾顺章的思想，使他对国民党感到十分失望和反感。

而中共则坚决支持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罢工。此次罢工是时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妇女部负责人向警予领导发起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中国工人》在罢工后不到二个月的时间内登载了《南洋烟草罢工与国民党右派》、振宇（向警予）著的《南洋烟草资本家打破罢工之恶辣手段》、得龙（项英）著的《南洋烟草罢工失败原因与所得的教训》、能至（李立三）著的《南洋烟草工人罢工的通过》等4篇文章，表达了中共对南洋烟草公司工人罢工的支持和批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右派分子对南洋烟草公司工人罢工不支持的态度。

向警予在她写的文章中揭露资本家勾结官方破坏罢工的卑劣手段，鼓励坚持罢工的工友：“不要灰心，好好团结，组织更有力的雄军，机会到来，和资本家再拼个你死我活，最后胜利终是你们的。”

向警予还与张琴秋一起出席烟厂职工代表会，讨论怎样坚持罢工的问题，指导他们如何增强团结，坚持斗争。随后，又直接指导和帮助上海各民众团体组织失业救济会，救济被厂方无理开除的工人，以声援罢工斗争。

顾顺章不由对活跃在上海的两个“革命政党”进行比较。他认为：国民党的言行是“两张皮”，说一套做一套。而中共则是言行一致，是全心全意为穷苦工人大众谋利益的。因此，他把思想感情的天秤倾斜到中共一方，决定加入中共组织。

到了顾顺章要求入党的时侯，中共组织内部对这个问题是有经过一番慎重讨论的。当时中共内部对“拿摩温”（工头）是有看法的。他们有的认为“拿摩温”，是“工人贵族”，是资方的“御用工具”，拿资方的“高薪”，替资方做事说话，是站在普通工人群众的对立面。顾顺章作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制烟厂的工头，当然被定格在这种看法上。但向警予、李立三等认为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要具体分析顾顺章这种“工头”。顾顺章虽为“工头”，但任职不久，他还是站在广大工友立场上说话，肯帮工友做事，打抱不平的。在向资方斗争中，他勇敢积极，拒绝资方的收买和不畏惧资方的威胁。向、李的意见终于说服了其他党员。

鉴于顾顺章一段时间来特别是在这次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罢工的表现和他入党的要求，经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研究，决定吸纳他为中共党员。其入党介绍人为向警予、李立三。

1924年秋，顾顺章在上海浦东南洋烟草公司制烟厂一间工人宿舍里，面向钉挂在墙上一面点缀着斧头和镰刀的鲜红色的中共党旗，他带着一副虔诚而严肃的脸色，举起紧握着拳头的右手，跟随领誓人向警予的引读声，庄严宣誓：“严守党的秘密，服从党的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从此，顾顺章成为中共一名党员。他是中共上海南洋烟草支部向警予、李立三（化名李成）、唐景星、陈倩如等八名党员之一。时年，顾顺章2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