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读了查尔斯狄更斯、华特司各特等写的小说后，被小说的故事情节深深地吸引了，产生了对小说家的尊敬和羡慕。我借诗人的想象，用英文写下了这样富有诗意的话：当我长大成人之日，我愿做小说家永留青史。

记得有一次，一位著名学者来到我们学校，大伙儿都热情洋溢地欢迎他的到来，怀揣崇敬之情聆听他的演讲。那时，我也曾产生过要当大学者的强烈愿望。

有一天下午，我和几个朋友在江边聊天。有两个同学为当个医生好不好而争论不休，他们还没下结论，我却下了决心：“一定要当个好医生！”

左一个理想，右一个愿望，这些一时心血来潮的遐想，好像一只小猫，在琴键上乱踩乱跳时发出的噪音，并不是按乐谱弹奏出来的美妙乐章。

我进入大学学习后，思想有了彻底的转变，从思考自己的命运转到国家民族的命运，我开始阅读进步的书籍，和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讨论如何拯救祖国。可以这样说，我找到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

我从东吴大学毕业，考上了赴德的公派留学生，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攻读语言学。留学期间，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我，由中共旅德支部的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我秘密前往苏联，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了政治保卫。学成归国后，受党组织委派，我打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在外事组担任翻译。

我的直接领导名叫张秋冰，他是一个老地下工作者，党性很强，工作经验丰富，早在1928年就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张秋冰同志叮嘱我：“你要作好长期潜伏在敌营的思想准备，没有组织命令，不做任何情报工作。记住，只能和我一个人保持单线联系。”

从此，我犹如一颗定时炸弹，静静地在敌营中潜伏下来，等待爆炸的那一天。

我曾阅读过一本名为《谋杀基诺切纳的人》的小说，作者名叫克莱门特伍德。该书是一个名叫弗里茨约伯尔特杜奎斯纳的德国间谍的传记。书中描写他扮演了一位名叫扎科列夫斯基的俄国伯爵，伪装成俄国联络官，设法登上了“汉普郡”号军舰，并在舰上向德国潜艇发出信号，要他们向该舰发射鱼雷。“汉普郡”号被鱼雷击中之后，他跳海逃生，被潜艇救回。

当时，情报员这个行当，在我看来充满了惊险、刺激和神秘。在西方情报战世界里，他们把职业间谍称为“暗探”，在英文中，“暗探”这个词语同时具有幽灵的意思。一语双关，恰到好处地点出了这个行业的理想位置。是啊，这些人像幽灵一样，来无影去无踪，不为旁人所察觉。

当我自己从事这份职业后，却觉得它平淡如水。正如我的苏联教官说的那样，“汉普郡”号沉没的真正原因是德国特务联合爱尔兰共和军，在舰上安放炸药的结果。小说的故事是胡说八道，是作家杜撰的，情报员同常人没有什么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