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陶渊明同预“浔阳三隐”的周续之，被时人揶揄为“通隐先生”，与许询、刘惔可谓貌异而神同。他早年入庐山事沙门慧远，后来“不尚峻节”，屡屡游于权门，以致招来许多物议，当时曾有人当面质问他：“身为处士，时践王庭，何也？”这位自认为得出世之美的处士振振有词地辩解道：“心驰魏阙者，以江湖为枯槁，情致两忘者，市朝亦岩穴耳。”佚名：《莲社高贤传·周续之传》，（增订）《汉魏丛书》本，清光绪壬子刻本。以处士身份游于“王庭”这种谄媚行为，在“通隐先生”的嘴中不仅高于“心驰魏阙者”的贪恋禄位，似乎也高于“耦耕自欣”者的淡泊淳贞，因为后者还未臻于“情致两志”，不知道“市朝亦岩穴”的妙理。这真是要多滑稽有多滑稽！陶渊明与这位“通隐先生”有往来，萧统《陶渊明传》载：“刺史檀韶苦请续之出州，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加以雠校。所住公廨，近于马队。”为此渊明写有《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在马厩旁边“讲礼”的确有辱斯文，此诗不只是泛泛地“语函讽刺”方宗诚：《陶诗真诠》，《柏堂读书笔记》，清光绪刻本。，而且其主旨集中在“讥苟就也”。千载之下读其诗仿佛仍能见到陶公对“通隐先生”的鄙夷之色。

仕与隐是士人根据自己的主客观条件而做出的不同人生选择，原无高下雅俗之分，但是，出仕就必须履行和完成自己的一份社会责任，归隐则应当承诺或守护某些被颠覆了的人类价值。如果“居官无官官之事”，归隐又不忘世俗荣华，那么就完全失去了仕与隐的本来意义。如果仕者和隐者都缺乏真诚，贪禄慕荣则羞羞答答，好名又耐不住寂寞枯槁，那么，仕和隐都同样自私，同样虚伪，同样俗不可耐，同样极其无聊。

陶渊明外表看上去也许不如许、刘辈那般潇洒出尘，但他真正做到了“情不依世”，不同于许询的俗虑缠心；他真的能解去印绶轻官忽禄，不同于刘惔的纡青佩紫；他归隐以后仍然结庐人境，不同于刘遗民的离群索居。当然，他归隐真正独特的本质和意义，真正区别于上面这些岩隐、朝隐、通隐之辈的，主要还在于他不仅其身远离官场，而且其心“不慕荣利”，在于他既挚爱人间又超越人世。这使他身在世俗又不染世累，处于尘世又不缨尘网，充满人际关怀又不受人际羁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