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称“性嗜酒”的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把酒抬高到了和自己生命同等的地位：“在世无所须，唯酒与长年”（《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五）。生前他以“家贫不能常得”酒而遗憾（《五柳先生传》），还断言自己死后也会因在世时“饮酒不得足”而抱恨（《挽歌辞三首》之一）。据说在彭泽做县令时，他将“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尝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他现存一百四十二篇诗文中，有近六十篇直接或间接涉及饮酒，占去了他全部创作的五分之二，难怪在他死后流传着“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的夸张说法了。最先给这一现象做出解释的要算那位梁太子萧统，他善意地为陶渊明的嗜酒开脱说：“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这就是说酒只是陶渊明手中的工具或手段，他饮酒并不在于酒本身，而是借饮酒以达到其他的目的。清人马墣认为饮酒不过是陶渊明的遁世之方：“诚见世事之不足问，不足校论，惟当以昏昏处之耳。”马墣：《陶诗本义》卷三，清与善堂刊本。陈寅恪先生也认为陶渊明是以酒来逃避政治：“《五柳先生传》为渊明自传之文。文字虽甚短，而述性嗜酒一节最长。嗜酒非仅实录，如见于诗中《饮酒》、《止酒》、《述酒》及其关涉酒之文字，乃远承阮、刘之遗风，实一种与当时政权不合作态度之表示。”自然，“性嗜酒”在魏晋并非仅见于陶渊明，竹林七贤个个都“肆意酣畅”，其中阮籍、刘伶诸人更是以酒为命，纵酒成癖。《世说新语·任诞》篇载：“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而醉矣。”古代“名”、“命”二字通用，“以酒为名”即“以酒为命”《黄生义府》卷下。这一则颇具戏剧性的对话，生动地勾画出了刘伶这一酒徒的形象。阮籍也是见酒忘命，连母逝居丧也烂醉如泥。《世说新语》同篇载：阮籍闻步兵“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其时许多人把饮酒看成是生活的全部内容和目的，晋吏部郎毕茂世最大的人生愿望就是“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这甚至也是那时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态度。东晋吴郡一小卒在苏峻之乱中救过庾冰的性命，乱平后庾冰想报答他，问他最大的心愿是什么，这位小卒的要求只是：“出自厮下，不愿名器。少苦执鞭，恒患不得快饮酒。使其酒足，余年毕矣，无所复须。”小卒这种人生理想在当时居然得到广泛的认同和称道：“冰为起大舍，市奴婢，使门内有百斛酒，终其身。时谓此卒非唯有智，且亦达生。”。王瑶先生对这一社会现象的看法与陈寅恪先生相近，认为“对现实的不满和迫害的逃避”，是包括陶渊明在内的魏晋士人饮酒的“最重要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