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黑暗和政治迫害，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已成家常便饭，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的神经更加衰弱，维护统治的手段因而更加残酷，密布文网的技巧自然也更加圆熟，但宋元明清的文人并没有像魏晋文人那样沉湎于酒中。盛唐时代的社会氛围倒是相对自由宽松得多，却又出了不少“饮如长鲸吸百川”的酒徒杜甫。可见，社会黑暗与政治迫害同饮酒并无必然联系。如果说盛唐“饮中八仙”辈的豪饮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乐观浪漫，那么魏晋人的嗜酒却主要是由于那个时代的精神苦闷，由于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迷惘。不过，我们无意否定有些魏晋饮客有时是借酒避祸，如阮籍在司马氏的宴席上装傻卖醉，大醉六十日逃避司马氏的政治联姻，尽管他终身纵酒不辍，可酒对他的诗歌创作并没有产生深刻的影响，这说明酒的确只是他全身远祸的一种工具，而没有与他的生命存在发生内在的关联。但我们不能因阮籍一人饮酒主要在于畏谗避祸，便把这说成是陶渊明嗜酒乃至整个魏晋人饮酒的主要原因。刘伶虽身预“竹林七贤”，可他并没有像阮籍那样陷入政治漩涡的中心，他的狂饮因而与阮籍大异其趣。一个小卒只要“使其酒足，余年毕矣”，总该不至于有躲避文网或逃避迫害的政治目的。陶渊明嗜酒也看不出有什么政治动机，陶集中现存的饮酒诗极少政治色彩，《饮酒二十首》之二十结尾的“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不见得是为了什么政治原因。这首诗不过是感叹儒学衰微而导致世风浇漓，诗中没有任何对当政者的含沙射影，他无须托言醉人巧自掩饰，这“二语说不得傲，亦说不得谦”，“妙”在“‘君’字无所指”。只有一首题为《述酒》的诗充满了廋词隐语，而无一字提及酣饮之乐，“题名《述酒》而绝不言酒，……诗句与题义两不相蒙”温汝能：《陶诗汇评》卷三，清嘉庆丁卯刻本。，可以说它是一首借《述酒》之题而言它的无题诗，不能划归饮酒诗之列。假如酒之于陶渊明仅仅是一种逃避政治的外在手段，一旦达到了远离政治的目的就必然要与酒绝缘，不至于终生断不了它，更不可能嗜酒如命。他一生没有出任过任何要职，自然也不是当时政坛上举足轻重的要人，无论是出仕还是挂冠都不承担什么政治风险，辞去彭泽令后更与政治了无干系，何须再用饮酒来逃避？死后根本没有政治迫害可言，干嘛还说自己死后也将为“饮酒不得足”而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