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酒并不是陶渊明作为“逃避……”的工具，而是关涉到诗人的生命存在本身。他在《饮酒二十首》之十四中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酒对于他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深味”呢？陶渊明所打交道的世界，儒家思想完全失去了理论的活力，名教早已蜕化为一具僵硬的躯壳。现实世界分崩离析，精神世界也裂为深渊，造成政治的腐败黑暗和伦理价值的真空，社会失去了为人们普遍认同的行为准则，个体也难以找到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这样，个人脱离了社会的有机体而成为独立的精神个体。对于这样的个体来说，除了自己的生命是属于自己的以外，现实中的一切都是异在的。于是，对自己生命的依恋和珍视就上升为一种普遍的时代情感。对存在根基的追寻、对生命意义的关注和对生命有限性的焦虑就变得格外急切而深沉，但一时又没有任何东西能满足人们的这些精神渴求，能解脱人们心灵的困扰。在这种时代的精神氛围中，酒由于其自身的特性而成了许多魏晋人解脱精神苦闷的麻醉剂。同样，酒也成了陶渊明精神渴求的替代品，悲剧性地成了他个体存在没有根基的根基，是人生无谓的“有谓”，是有限生命的永恒。总之，酒成了他个体生命存在的本体论。

魏晋醉客如刘伶辈，虽然饮酒的动因与陶渊明大体相同——以饮酒“渐近自然”，以饮酒找回生命的真性，但他们在酒中所达到的境界却与陶渊明判然有别。酒使陶渊明生命存在的本真性得以澄明，却反而遮蔽了刘伶辈的本真存在；酒对于刘伶辈来说仍然是外在的，但酒与陶渊明的生命构成了本体论的关联。

无怪乎在中国文学史上是陶渊明首先让自己的诗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无怪乎人们说：“千古饮酒人，安得不让渊明独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