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两项高度宣扬的搬迁工程都在20 世纪临近结束的时候进行，此时全世界正热烈辩论有关图书馆的职能问题。两所图书馆的鲜明对照，含意特别深刻，一所流露出平凡乏味的保守风格，另一所则表现出大胆的创新与变化。新建的大英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同时接近完工，使得两者的区别更加值得注意。在《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 中，图书被誉为“宝贵的生命血液”。当两所非凡国家图书馆的“生命血液”由古老的摇摇欲坠的地方迁到面向未来的门廊里时，我感到能够匆匆去看上一眼，也是特别有意义的。

1997 年春天的清晨，当我会见布拉德伯里的那天，英王乔治三世精522心收集他的儿子乔治四世于1823 年赠送给国家的六万册珍稀书籍仍旧存放在原来展览大厅的书架里，直到第二年才迁移到新址去。后来我又去访问伦敦，出席了这些宝贵书籍迁移后的揭幕仪式。图书安置在主要大厅门外由青铜与玻璃构成的六层塔楼中。揭幕仪式很简单，有苏格兰的风笛作伴奏。

布拉德伯里对我说：“我同意许多同行，包括美国同行的见解，我们都认为国家图书馆应当成为国家的记忆中心，应当是这个国家的思想、语言以及整个历史储存的地方。”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大英图书馆每年新增图书的书架就长达三英里，包括一些在联合王国出版的图书（已经得到合法的收藏权）。然而，保存英国的全部文化只是大英图书馆的一部分使命。它的兴趣并不限于本土产生的事物，这一点它和大英博物馆很相似——1973 年它才从大英博物馆独立出来。布拉德伯里为了强调他的观点，特意指着办公室窗户旁边帕尼齐的肖像这样表示。

“帕尼齐是19 世纪欧洲的伟大图书馆专家。他希望大英博物馆的图书弥尔顿的着名小册子，主张出版自由，有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编者注

馆成为法国以外最伟大的法文图书馆，意大利以外最伟大的意大利文图书馆，如此等等。我们确实拥有关于某些国家的最佳图书收藏，尤其是意大利一类的地方，他们直到大战结束以前始终存在巨大的内部问题。有许多意大利的学者现在仍旧到我们这里来研究意大利历史与文化，因为我们在19 世纪系统地收集了这方面的材料，而他们的图书馆在那段关键时期却没有做过同样的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英图书馆又加强了东欧各国的图书收藏，填补了这些地区文化材料遭受广泛破坏所形成的空缺。

布拉德伯里说：“那里发生了许多混乱，许多地方的收藏被抛弃、被野蛮糟蹋、被据为私有、被出卖，结果是大量的材料来到了这里，现在保存在523大英图书馆。”然而，尽管图书不断增加，图书馆现在已经对保存材料作出了限制。布拉德伯里说：“当前我们已经没有财力从所有的地方收集所有的东西。谁也不能再干这样的事了。”

当圣潘克拉斯的新馆于1998 年正式开放的时候，在大英图书馆246年的历史上，才第一次结束了它寄居于别人房产中的租客身份。英国国会于1753 年通过法案成立了大英博物馆，在图书馆存在的最初220年内，它始终是博物馆的一个部门。尽管英国各地的重要博物馆和图书馆很多，但在1753 年以前，伦敦并没有一个公众享有的大规模珍品与图书收藏。当时的首都只有一些供专业人士使用的图书馆——例如律师、教士、医生等。后来，政府获得了皇家协会主席、医学家斯隆爵士（Sir HansSloane ）所收藏的大量古物、图书以及自然标本；同时又获得了牛津伯爵哈利（Edward Harley ）收集的图书、手稿以及传奇古董专家科顿爵士（Sir Robert Bruce Cotton ）的文物，这才启动了一个伟大的过程，最终建立了辉煌的综合性博物馆，今天在全世界仍旧堪称独步。从博物馆成立开始，它的馆长、管理人员就努力收藏各类物品，撒下非常广阔的网络。哈里斯（P. H. Harris ）写过一部大英图书馆的详尽历史，其终点到1973 年图书馆独立运作为止；他说：“没有一个国家的博物馆能赶得上大英博物馆，它不仅收藏图书、手稿、印刷品、图画、钱币、勋章、古董、人种学资料，而且还收藏自然史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