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祖籍无锡

1919年秋，杨荫杭辞官南归。杨绛随父母南下，回到祖籍无锡。

无锡，这一春秋战国时代遗下的千秋古城，又给了杨绛怎样的文化际遇？

杨荫杭南归后即生大病，母亲送杨绛和两个弟弟就近于沙巷口大王庙小学登记入学。从女师大附小转入大王庙小学，杨绛感觉“就像姐姐穿着新兴的服装走在无锡的小巷里一样”。她接触到全然不同于老北京的另一脉乡土气韵。

人的成长渐趋繁复，需认清源头，部分承接并主动保存以滋养自身。回到语源地，方言首先就是一大趣味。无锡人讲“步步太阳”，孩童杨绛听而未晓，却已有心觅取谜底，知“步步太阳”就是古文的“负暄”，古无轻唇音，“负”读如“步”。那时小伙伴们画了一幅教书先生的像，每天拜拜，“钝”他。杨绛也渐渐明白，“钝”就是叫一个人倒霉，“多年后我读了些古书，才知道‘钝’就是《易经》屯卦的‘屯’，遭难当灾的意思。”闻所未闻而能铭记在心，在她聪颖好悟的天性里，必定有一种天然之虔诚信仰深埋其中。

“文革”之后钱锺书出版《管锥编》，其“艰深之文言”是“戴着镣铐跳舞”，他在最严苛的形式限制中获得最大的语言自由。而突破人类生命和智力的局限，杨绛本人的话语智慧也像《管锥编》里的真知妙悟一样，其生发如春笋掘土、雏鸡啄壳，俯拾皆是，络绎于途。无论是抗战年间戏剧里入骨三分的讽刺艺术，或《洗澡》中几个古风盎然的标题，还是浓到极致返归淡然的《干校六记》，或绰约若处子、干净如初生婴儿的人生边上的心灵思悟，杨绛的创作与其生命联系得极为紧密，她谙熟汉语言文字的生命活力，悟着汉语文化的精髓。

他们夫妇都是中华语言文字的笃信者。

自然，最早地，求知欲和探索精神萌发的杨绛是以故乡的智慧灵性孕育了自己的语言结构的，并随着学识增长而能渐悟母语之精妙。她半生研习西学，通晓英、法、西班牙等几种外文，集中外文化精髓于一身，这些和深厚的家学传统、扎实的国学基础相结合，练就了她独一无二的文字功力。杨绛的书写深谙汉语语源奥妙，她的文字颇具生命的感悟，底肥极为丰厚。

杨绛毕生保持着精神的丰富性和尊严。

自己做主

1920年旧历大除夕，杨荫杭“病骨支离，勉强能下床行走几步”。父亲一手扶杖，一手按着杨绛的头，“慢慢儿走到家人团坐的饭桌边”，椅里垫上一条厚被，象征性地和家人同吃了年夜饭。2月寒假中，父亲重病脱险，余病犹存。

当时杨绛九岁，自以为是大人了。大姐杨寿康已从上海启明女校毕业，留在启明教书，同时学习法文，打算等到春季开学，就带杨绛三姐杨闰康到启明去上学。大姐也愿意带杨绛去。杨荫杭向来认为启明教学好，管束严，能为学生打好中文、外文基础；杨绛的二姑母、堂姐、大姐、二姐都是他送往启明上学的。母亲只心上放不下杨绛：三年前，杨绛二姐杨同康就是在启明上学时得病去世的。杨绛下决心要随姐姐们去启明，不肯再回大王庙小学。母亲让她自己做主，筹划人生，鼓励她去追求理想。

晚饭后，母亲特地为她找出一只小箱子，并再次问她是否打定了主意、是否愿意去。

无锡人家那个年代还没有电灯，都点洋油灯。妈妈叫我去领箱子的房间里，连洋油灯也没有，只有旁边屋间透过来的一星光亮。

……幸好在那间昏暗的屋里，我没让妈妈看见。我以前从不悄悄流泪，只会哇哇地哭。这回到上海去上学，就得离开妈妈了。而且这一去，要到暑假才能回家。

渴望体验未知世界的杨绛自己整理了小箱子。临走，妈妈给她一枚崭新的银元；大姐给她一块细麻纱手绢儿，“上面有一圈红花，很美”。杨绛对一生情感所系都有一个细腻的把握，对附着情感的所有之物均珍而惜之，大姐给的这方手绢儿自然就舍不得用。杨绛把它叠成一小方，和银元藏在一起做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