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工楷录写，而且不许抄错一个字。我的墨笔字非常恶劣，心上愈紧张，错字愈多，只好想出种种方法来弥补。我不能方方正正贴补一块，只好把纸摘去不整不齐的一星星，背后再贴上不整不齐的一小块，看来好像是状纸的毛病。这当然逃不过我父亲的眼睛，而我的错字往往逃过我自己的眼睛。父亲看了我抄的状子就要冒火发怒，我就急得流泪——这也是先发制人，父亲就不好再责怪我。有一次我索性撒赖不肯抄了。我说：“爸爸要‘火冒’（无锡话‘发怒’）的。”父亲说：“谁叫你抄错？”我说没法儿不错。父亲教我交了卷就躲到后园去。我往往在后园躲了好一会回屋，看看父亲脸上还余怒未消。但是他见了我那副做贼心虚的样儿，忍不住就笑了。我才放了心又哭又笑。

杨绛就读清华研究院时，杨荫杭一次出庭忽然不能开口讲话了，之后结束了律师事务。他说还有一个案件未了，叫杨绛代笔写个状子，他口述大意，杨绛就写成稿子。杨绛已准备父亲“火冒”，他却一句话没说，只动笔改了几个字，就交给书记抄写。

杨绛说，那是她唯一一次做了父亲的帮手。

不愿“做人质”

1930年，杨绛升入大学三年级。她的好友蒋恩钿考入清华，劝杨绛转学清华。蒋恩钿陪杨绛到上海交通大学报考转学清华，并领到转考证。就在清华招生考试的第一天凌晨，杨绛大弟肺病转脑膜炎去世。亲人辞世，杨绛错过考期。

振华中学校长王季玉先生为杨绛申请到一份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

那时候的社会风尚，把留学看得很重，好比“宝塔结顶”，不出国留学就是功亏一篑——这种风尚好像现在又恢复了。

得到奖学金，就可以去美国留学。可是奖学金只供学费，美国生活费昂贵。据章程，自备路费之外，每年还需二倍于学费的钱，作假期间的费用和日常的零用。王季玉校长告诉杨绛，用不了那么多。父母也说，杨绛如果愿意，可以去。

可是，杨绛不愿意去。

我有两个原因不愿去。一是记起“做人质”的话，不忍添我父亲的负担。二是我对留学自有一套看法。我系里的老师个个都是留学生，而且都有学位。我不觉得一个洋学位有什么了不起。我想，如果到美国去读政治学（我得继续本大学的课程），宁可在本国较好的大学里攻读文学。

“做人质”的话，是杨绛之前听父亲讲的。

杨荫杭曾几度出国留学，杨绛也常听父亲提起留学时候的事，但他对留学又有自己极其“独断”的“偏见”：“某某亲友自费送孩子出国，全力以赴，供不应求，好比孩子给强徒掳去做了人质，由人勒索，因为做父母的总舍不得孩子在国外穷困。父亲常说，只有咱们中国的文明，才有‘清贫’之称。外国人不懂什么‘清贫’，穷人就是下等人，就是坏人。要赚外国人的钱，得受尽他们的欺侮。我暗想这又是父亲的偏见，难道只许有钱人出国，父亲自己不就是穷学生吗？也许是他自己的经验或亲眼目睹的情况吧？孩子留学等于做人质的说法，只道出父母竭力供应的苦心罢了。”

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说：

你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为别人而活。不要被教条所限，不要活在别人的观念里。不要让别人的意见左右自己内心的声音。最重要的是，勇敢地去追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只有自己的心灵和直觉才知道你自己的真实想法，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杨绛告诉父母她不想出国读政治，只想考上清华研究院读最喜欢的文学。何况她心疼爸爸负担重，就一心一意考清华。因为这个执念，冥冥中成就了另一个故事，遇到命里注定之人。以后，这个人也成为杨绛一生情感、精神最大的牵挂和寄托。

这个人，就是钱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