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这个没有朋友的八岁小孩儿来说，哥哥就是我整个夏天的世界。我是他的跟屁虫，他到哪里，我也跟到哪里。

他去中央商场买装矿石机的材料，我也去。他读《叶尔绍夫兄弟》，我也跟着生吞活剥这部富有情调的苏联小说。他偷偷读了《第四十一个》，我也知道，要看这种书，不能让大家都知道。多年后，我在书上读到美国人写的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在幼儿园里，已经学到了一生将要用的大部分处世智慧。对照自己，我发现自己是在八岁的那个夏天，已经学到了如何隐藏和保护自己已获得的自由。

那年我毫无悬念地迷恋上了俄文，我的第一本书是一本中俄对照的小书《金斧头》。

他洗澡时，用一把装矿石机用的小钢锯背面，来刮脚后跟上的腻子，那办法比用丝瓜筋擦更管用，我也学会了。结果，我忘了把小钢锯擦干，放在窗台上晾着。后来，那条小钢锯锈在浴缸边上的白陶肥皂箱里，被阿姨叫“龙瘪三”了。

有时，我们在电梯里遇到与哥哥差不多年龄的少年。在电梯里，他们的眼光谨小慎微，但也有好奇，还有不能掩饰的好感与羡慕。这与平时他们在电梯里遇到我的样子不同。哥哥那时总是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但他其实很有点儿豪迈。他身上那件军校的绿色细布士官衬衣，它当真是那时全中国最帅气的男式衬衣，而且象征着地位、前途和带有浪漫色彩的理想主义。谁会不多看他两眼呢？

在哥哥身上，我学到了一种居高临下的不张扬。等到渐渐懂事以后，我才知道这就叫优越感。那是一种既吸引人、又令人厌烦的东西，但当事人自己却忍不住会沾沾自喜。等到我们都成年，那种干部子弟在六十年代的优越感已经一去不复返后，这沾沾自喜才显露出了它的幼稚和纯真，以及它含糊不清的自我意识，以及那其中隐约生长着的自尊。

在我八岁的那个夏天。那个夏天，摧毁一切自豪感的文化大革命还未开始，玫瑰色的精神气球还在我们家每个人的心中沉沉浮浮。那是一九六四年的夏天，哥哥那时是我的偶像、我的指路明灯和我的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