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走到壁橱门外，我就听到一种细微的却抓人魂魄的声音，如钟磬鸣响。打开门，声音就停了。我以为那声音是从楼下传来的，可试了几次，都这样。那声音的源泉，来自于一个死后的生命。

它是在提醒我、呼唤我抑或责备我吗？它是想质问：死亡真的就那么无足轻重吗？

“死亡是在开口说话，有它自己的语义。”我的一个西方同行这样说。

他又说：“我们不应当无视一个男人是通过何种方式、在什么样的生存环境中死亡的。”

听到壁橱里的声音，我觉得，那个西方同行是在半个世纪前对我说话。

我感觉自己有一种深沉的接受，于是把箱子取出来，提进了书房。

黄色铜扣并未上锁，一摁就开了。樟脑味儿惊惊乍乍地跑出囚笼，烟雾那样弥漫了屋子。

真是满满一箱，明显经过整理，用绿色绸带扎成了好几捆。

原来不止笔记，还有日记、卡片、剪贴本、影印件以及大量的书信。与日记和书信相比，笔记的数量是微不足道的，只是因为影印、剪贴和卡片都粘贴在笔记本中，才有了厚厚几大册。

出于好奇，我先看日记。看几则没看出特别的，又把信件打开。绝大部分是黄晓洋跟他父亲的你来我往（他写出去的，都是复印件），有的长达万言，有的只寥寥几笔（日记也一样），分明署着同一个人的名字，有的字迹工整漂亮，有的却潦草至极。我随便抽出一封，只读了一小半，就改换了坐姿——本来斜躺在椅子上，一条腿跷起来，压住扶手，现在规规矩矩地坐正了。

读了几封书信，又回过头去读日记。粗略翻阅，发现其中四本，主要写他在南京的学习和教书生涯，虽有不少堪称精辟的见解，字里行间却没脱离学生腔；当然也有贯穿他整个生命的迷惑，但那迷惑还处于自发阶段。待他离开南京，踏上重庆的土地，自觉意识才陡然显现。

从这天早上开始，除了吃饭、上卫生间和越缩越短的睡眠，半个多月，我都把自己锁在书房里，阅读那些文字。这期间，我没下过楼，没见过一个朋友，没打过一个电话，也没接过一个电话，是否跟家人说过一句话，记不清了。

当我带着一双严重发炎的眼睛把箱子腾空，我承认，用我这支描惯了花花草草的笔，来根据黄晓洋的材料写一部作品，简直是亵渎。是的，亵渎，毫不夸张。杜芸秋要真是希望让更多的人帮助她认识自己的丈夫，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箱子里的文字原封不动地发表出去。

只是有个问题，这些东西太凌乱了。

我刚才说明显经过整理，是指分了门别了类，比如日记一捆、信件一捆，但全没分出先后，连日记也不例外。这不是故意不分，而是没法分。让人奇怪的是，作为历史学家，黄晓洋竟那么不把时间当回事，剪报除个别页边上带着刊期，都没标注时间，书信也不署日期，他写给别人的不署，别人写给他的也不署，像跟他联络的，都是没有时间至少是藐视时间的人；日记应该有时间吧，的确有，但只有日，没有年和月，是真正的“日”记。我在阅读的过程中，经常为一些事感到莫名其妙，后来，甚至是很后来，读到某些段落，才恍然大悟。我不停地掉进陷阱，然后又从陷阱里爬起来。

如果原封不动地发表，我相信很少有读者愿意付出如此巨大的耐心。

那实在是一段辛苦路。

“我应该来做这工作……”这是我对自己说的话。

我要将它们重新整理，寻找出其中的因果，使之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链条。

没等眼睛完全好转，我又把自己像上次一样，锁进了书房。

这次花去了更长的时日，当我从书房里出来，枝头上鸟鸣如水了，楼底下玉兰花开了，我的那些大竹筐，盛不下逼眼的绿意了——春天到了！

事情并没有完结。

我需要采访一个人，否则故事无法勾连和贯通。

这个人是黄晓洋的遗孀，杜芸秋。

我与孙文博联系，说为那部书的事，我要见见他的表姐。

我是悬着一颗心的，生怕杜芸秋已经再嫁，为不打搅自己平静的生活，她不愿再提及旧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