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一次来重庆，在菜园坝下车后，从贩子手里买了张重庆市区图。

渝州文理学院在沙坪坝，地图指示我，菜园坝距沙坪坝，还有好长一段路。

对这座在二战中遭受深重苦难的英雄之城，我是多么不了解呀。车站广场像口天井，四围的高楼，挡住了斜射过来的阳光。在我二十六年的生命里，从爷爷和父亲那里得来的全部信息，都说重庆的房舍是竹木结构，俗称“捆绑房子”。我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下车下错了地方，可车站顶端，分明有“重庆”两个暗红色的大字，满耳也充斥着硬撅撅的、如同吵架一般的四川方言。

出租车司机见我东张西望，过来拉客。我不想坐出租，就想乘公交车，慢慢地摇过去。

广场边上，有个卖盐茶蛋的老太婆，我去向她打听了公交站点。见到这个老人，我心里像划燃了一根火柴。其实她正忙生意，对我很不耐烦的，真是奇怪。

爬上数百级石梯，坐2路电车，四十多分钟后，到了沙坪坝区梨花湾，找到了文理学院的大门。

秋季开学不久，山城的闷热蚂蟥似的潜入皮肤底下，使人感觉到，所有的暑气和焦躁，不是来自太阳，也不是来自热风，而是来自你的身体内部。这让人无话可说。学生三三两两从花园走过，时不时地扬起手，碰一碰路旁红簇簇的夹竹桃花。一看就是新生。在大学校园待过一年半载的，都不会这样，他们的心越来越收缩，目标越来越具体，对身边事物，尤其是对无言无语的花草，大多不会在意。

我自己就是这样过来的，刚进大学那阵，觉得天是我的，地是我的，世界是我的，我手里举着一铺网，高兴了，随时可以扔进时间的江河，将埋藏起来的鱼虾一网打尽。到后来，才知道拖回船舱的鱼虾，跟自己一样活在当下；只有活在当下的，才会蹦出来，跟当下断裂的部分，或者说，被当下遗忘和抛弃的部分，依然深埋于烟波浩淼之中。它们是深埋起来的历史，也是深埋起来的当下和未来。

放暑假前，我就给渝州文理学院教务处打过电话，说要向李本森教授请教一些关于抗战时期的事，教务处让我直接打到生物系。生物系的杜主任很热情，说：

“好的，你来吧，我帮你引荐。”

然而，当我今天下午3点刚过找到杜主任时，他却支吾其词。

“是这样，”他说，“我跟李教授家里联系过了，他们不愿让他接受采访。”

“为什么？”

“怕他激动，对健康不利……实在对不起啊，你又没再打电话来，所以我也没法告诉你。”

我真是傻眼了。出发之前，我本想再给杜主任打一个电话的，之所以没打，就是表明要找到李教授的决心。我相信不会出什么意外，结果还是出了意外。

我说，我不是采访，只是请教李教授一个小小的问题，他知道就知道，不知道我马上离开。

杜主任不相信：“既然这样，你何必跑这一趟？你写封信问问不就行了吗？”

这倒是的，我也这样想过。但我害怕那样做，李教授会不理睬；就算回了我的信，却说得模棱两可，同样毫无意义。和李教授见面，我根据他的表情，说不定能推断出某些东西。再说我没见过曾祖父母，这两个老人一直活在传说中，见到曾祖父的朋友，多多少少能帮助我想象出他们当年的风姿。

杜主任却始终面带难色。经再三恳求，他才实话相告：

近些日子，李教授家里出了一桩事。

事情是这样的——

李教授的第三任妻子，即他1939年春天曾经安置过的一个流亡学生安志薇，病了。

作为年过花甲的老人，得病是正常的，但安志薇病得很“扯”；重庆人说的“扯”，是讲不出道理。她突然变成一个说话的机器，从早到晚地说，从夜到明地说，只要没被饥饿和困倦打倒，就一刻不停地说下去。而她唠叨的那些事，没有一个人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