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比李教授小了整整二十岁，尽管李教授当年安置过她，把她送到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抗战期间创办的南开系列学校之一。读书，但那时候的流亡学生，从大片大片的沦陷区涌来，人山人海的，李教授不可能把她记住，更不可能详细了解她的身世。直到1955年初，经人介绍，两人才算真正相识，并于小半年后结婚。当时安志薇三十三岁，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她就是一个独人，像片老也不能着地的落叶，春夏秋冬地飘着。

李教授曾经问过她，她只是说，她老家在青岛，亲人都死于战火。

李教授自己经历过那样的惨痛，他的第一任妻子和两岁多的儿子，就是在武汉被日本飞机炸死的，因此不再多问，怕揭她的伤疤。可现在，她把别人都不知道的事挂在嘴边，弄得李教授一头雾水。

说一会儿就哭。是那种小姑娘的哭法。老太婆哭，往往由此及彼，人生的不如意环环相扣，思绪也纷至沓来，反而哭不出什么了；小姑娘哭，就哭那么一点，却伤心断肠。哭过了她又说。

由此推测起来，她唠叨的，很可能也是她当小姑娘时候的事。

认真说来，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她当姑娘时的某些事，一直在心里埋着，她憋了几十年，到老年想把它们吐出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李教授还回忆起，自从她嫁给他，到每年的8月初，她都毛手毛脚，焦躁不安，放一只水瓢，不是放，非砸下去不可，炒两个人的菜，后来有了儿子，炒一家三口的菜，本来不需要用那么大的力，她却把锅铲下得像是打铁；或者，她分明正做着一件活计，却猛然停下手，满脸惊恐地望着远处。到8月中旬过后，才慢慢好转。

对此，李教授并没太在意。他实在太忙了，没有精力在意这些。他想，这可能是季节病的一种，泥鳅有高温病，猫狗有冷气病，人身上的季节病就更复杂。还有一种可能，是她的更年期来得特别早，又持续得格外漫长，更年期综合症和季节病彼此勾结，使她每年从8月初到8月中旬这段时间，把日子过得就跟重庆的地形一样，坡坡坎坎的很不平坦。

但问题在于，她今年病得特别严重，到9月份也没有好转的迹象。

以前的还可以只叫毛病，今年是真的叫病了。她不仅说个不停，还天天写信！

每写好一封信，就拿到河边去烧掉，然后把纸灰扬起来，干干净净地撒进河里。

信的内容，除她自己，无人知晓；她既不让丈夫看，也不让儿子看。

既然写好就烧掉，应该是写给死人的吧，但李教授不这么认为。

“如果写给死人，为什么不可以给我看看呢？”李教授对她说，“我们已经做了三十年夫妻，你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你把信写好，我在后面落个名字，也算表达了我的一份心嘛！”

她就是不愿意。

如果强迫，她就把信撕成花花儿，扔进马桶，弄得李教授相当恼火。

儿女也恼火。主要是儿子李同安。女儿李小楠是李教授和第二任妻子生的，父母离异后，李小楠跟了母亲，那时候她差两个月才满七岁，尽管住在同一座城市，父女俩却难得见上一面，她跟父亲并不亲，成年后，很少过来看望父亲，直到大前年母亲去世后，过来的次数才多一些。总体说来，父女间只有血缘，别的谈不上。至于同父异母的姐弟俩，更谈不上多少感情。加上李同安是父母结婚好几年后才生的，跟姐姐的年龄差距大，要说个什么的，也说不到一块儿去。

所以，因母亲的缘故真正需要承担压力的，是安志薇的亲生儿子李同安。

这压力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因为安志薇天天去河边烧纸，被许多人看见了。那条河不是嘉陵江，也不是长江，而是学校尽西的明月河。河上有座石拱桥，桥这边是学校，那边是农田，看见她烧纸的，除了教工和学生，还有侍弄庄稼的农人。

要是烧的冥纸，也好解释，但她烧的是写满字的信笺。

学校到处传扬，说安志薇得了神经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