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好听的，不好听的是说：安志薇嫌弃了老头儿，有了外遇。

不管这些说法多么可笑，多么离谱，多么荒唐，但人家就那样说了。你只能医自己的病，封不了人家的嘴。李同安要带母亲去医院，打死她也不去，给她拿回药丸，大概是治神经官能症的吧，也被她撒出去喂了鸟。她家门前的银杏树上，有两只白头黑身的鸟，竟抢吃那些药丸，好像它们的神经也出了问题。而且据李同安说，那两只鸟自从吃了母亲给的药，就飞走了，再也没回来。它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等药治病的，药到口了，病治好了，就回它们老家去了。

李教授的生活起居，全靠安志薇打理，现在她要不停地说话，不停地写信，已经没有了那个时间。往往是到下午两三点钟，她还没做午饭，饿得老头子坐在书桌前，一手拿笔，一手按肚子。

李同安前年结了婚，去年有了小孩，住在磁器口，路程虽不远，但两口子要上班，要养孩子，不可能天天过来照管老人的吃喝。搬过来跟老人同住吧，房子小，住不下；把老人接过去么，房子更小。李同安本身也不想跟父母住在一起，他不想听父亲的训斥，现在更不想听母亲无头无脑的唠叨，再说他一天忙的事务太多，他比他父亲还忙——上班他并不忙，照顾孩子也不是他忙的，那是他岳母忙的，他女人忙的，他忙的主要是喝酒打牌，还要跟姐姐妹妹们混。他很逗女人的喜欢，他的那些女性朋友，不管比他年轻还是年长，都一递一声地叫他李哥，再嗲一点的，是叫李哥哥，甚至有了绝密的私事，也找他商量。除了早饭，午饭和晚饭他很少在家里吃，周末更是见不到人影。

从李教授这方面说，也不想跟儿孙住一起。他怕闹。

最好的办法是请个保姆。但李教授自己出不起这笔钱，他退休早，工资低；安志薇自从跟了李教授，就没再上班，断了收入。李同安同样出不起这笔钱，刚工作不久的年轻人，本来就没多少钱，何况还要大手大脚地花。李同安到系里谈过这事，还去找院长谈过，希望系里和学校帮助解决。

“我当然愿意帮他，”杜主任对我说，“我跟他母亲……但系上也好，学校也好，都没有这样的制度，尽管李教授资格老，威望高，还是学校的创始人之一，照样不敢开那个口子。”

就为这些事，李家伤透了脑筋，实在腾不出精力接待外人。

我听出来了，李家不愿接待外人，主要不是担心李教授回忆往事激动伤身，而是害怕触动了安志薇的某根神经，让她真地失去了理智。

我问杜主任：“能不能把李教授约出来，我在茶馆里跟他谈谈？”

“那咋可能呢，李教授至少有十年不出门了。你非找他不可，只能再等，等李同安情绪好些，我再通知你。说白了，这事主要是李同安挡着，我也只跟他联系过。我估计李教授本人是想找人说的，毕竟抗战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但他那人，成天都在读书，都在做笔记，让人觉得去打搅他一分钟也是罪过。给安志薇说吧，她那个样子，咋个去说？”

看来只能等。

我可以回南京去等，也可以留在重庆等。

我决定留下来。

也应该留下来。对我而言，没来过重庆实在说不过去。

当然，决定留下来还有一个原因：我对安志薇产生了兴趣。

可以说是浓厚的兴趣。

我有种直觉：从安志薇身上，我能破解一些困扰自己的东西。这些东西很可能并非秘密，却比秘密更要紧。人生中真正要紧的，都不是秘密，而是敞敞亮亮的，被千千万万人今天说明天说的。

可谁又能如此肯定呢，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不就是人拥有秘密吗？

我觉得，大伯就是一个有秘密的人。在陪都时期，大伯虽历经磨难，可也享尽辉煌，他却始终沉默寡言，关于逃难的事，大轰炸的事，都是爷爷和父亲在说，大伯不说，问他也不说，问得急了，他就拿出他的乐器，用音乐对你说。李教授会是这样的人吗？杜主任认为他想找人说，那可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