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芸秋来电话，说她的个展已基本就绪，将于一个星期后在重庆举办首展，问我要不要去看。

我当然要去的。

接了电话，我加班加点地完备这部书的雏形，以便带到重庆，请杜芸秋过目，作她认为必要的修正和补充。第四天晌午，我在电脑上打出了“他的死，是史学界的重大损失！”这句话，立即赶往重庆。

个展前夕，想必杜芸秋很忙，我准备先找文博，事情过了再找她，结果得知，展览的筹备工作，联系场地，布置展板，组织宣传，都是文博在做。文博忙，杜芸秋不忙。我便直接去了杜芸秋的寓所。

寓所也就是她的画室。女儿晶晶在国内读了大学，就投奔她的姨妈，去了美国，杜芸秋一个人，无心经营只有一个人的家，把文理大学黄桷坡那套房子卖掉，将日常生活搬到了自己工作的地方。

她有些疲惫，但丝毫不减活力。被疲惫包藏起来的活力。甚至可以说，因为疲惫，愈见其活力（这让我想起她所说的约翰·斯通的《夜歌》）。是疲惫让她变得更加饱满。她像一个久无人住的房间，当“疲惫”这位房客住进来后，也随即带入了门外的生机。不过，她跟我说话，照旧是安安静静的口吻，照旧是边说边抽烟，照旧是一只眼睛看世界。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她艺术的二元。

我表达了我的意思，递给她一个U盘。

她摇着头，不接，她说我为什么要先看呢，等出版过后我再看吧。

我告诉她：“你的谈话在书里占了很大篇幅。”

她说没关系呀，我当时说给你听，不就是让你随便用的吗；人的心情如同流水，瞬息万变的，我拿现在的心情去修改以前的谈话，也就等于是修改历史，修改真实。

我想对她说：难道你就不想看看那个专门去找我的男人讲了些什么吗？

但我没把这话说出口。这个女人不寻常，因此不能拿寻常之理去测定。

即便这样问了，她多半也不会去看。

不过，她明显猜出了我的心思，微微垂下眼帘，说：

“我没照顾好晓洋……他前两次自杀，虽然我并不知道——是后来报纸报道晓洋自杀身亡的消息，登了他的照片，长江上一个渔民才说，他见过这个人，这个人在三天之内，两次跳江……”

“你的意思是，他跳的是长江？文理大学外面是嘉陵江，他却走了很远的路……”

她点点头，“你觉得这有特别的意味吗？”

“也说不上……我是觉得，重庆和南京，是被长江串起来的。”

“哼，有点儿道理……他两次跳江，地点相隔好几里，却都鬼使神差地被那个渔民碰上了，见他在水里扑腾，扑腾的姿势不像旱鸭儿不会水的人。，可又没脱衣服，心想不好了，这人是在寻短见了，就划船去救。第一次，船没划拢，晓洋就自己爬上了岸；第二次，他去抓晓洋（那时候晓洋的头已没入水中），晓洋上了他的船，吐两口水，喘几口气，就很镇定地朝他笑，很礼貌地跟他摆龙门阵，问他家里有些啥人，生活过得咋样，反倒弄得他很难为情。说不定，人家就喜欢穿着衣服耍水，你却以为人家是在寻短见。他把船划到岸边，晓洋跳上岸，坐在石头上，还把先摸出来放在石头上的烟递给他抽，他是抽上烟才离开那段水域的。那几天太阳烈得很，晓洋只需坐几分钟，衣服就晒干了。他把衣服晒干再走上街面，再回家，谁知道呢？但作为妻子，说不知道并不能推脱责任。反而责任更重……我没有照顾好他……”

对杜芸秋的这段说得稍显迟疑的话，我是这样理解的：黄晓洋自杀后，正像孙文博讲过的那样，他表姐杜芸秋很悲伤，也很自责，便和来找过我的那位像“马师傅”的男人断了关系。

看来我理解得没有错，因为她接着说：

“要看轻一个人是容易的，如果我们心里只有自己，如果那人的精神层面高于我们，而我们又不配去接近……我曾经以为，自己爱晓洋是基于怜悯，他离去的时间越久，我越发现不是那样的……”

她摇了几下头，双手猛地攥紧，像要抓住一匹野马的缰绳。

那匹想象中的野马，是她爱的人。

她不是基于怜悯、而是从骨子里去爱的那个人，早已飞驰而去。

他是否已“走过”了死亡？……

至少半分钟后，杜芸秋才把手松开，点燃一支烟，恢复了平静。

我问她：“你知道黄晓洋的最后一篇日记是怎么写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