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在“安宁之家”的朋友帮我清理洗刷出了所有还能用的东西。唯一在大火中幸免的东西就是一件古老神圣的印第安烟斗。没过多久，我就用保险公司的赔款雇了一队工人重建房子。不过这再也不是之前的那栋房子了，我打算房子完工后就将它卖掉。

我的信念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我已经失去了山顶的医疗中心以及我信任的B，还遭遇了一连串威胁到生命的离奇事件——被毒蜘蛛咬伤、刹车失灵以及突发的大火——这种事情发生得太过频繁，让我感到很不对劲。我觉得有人想要害我。这一切都值得吗？我还能为别人奉献多久呢？我觉得自己必须要远离B和他邪恶的磁场。我要做的事就是买下我想了数年的农庄，在那里放慢脚步，照顾好自己。也许这才是正确的想法。但时机还未成熟，因为就在陷入信念危机之时，我又临危受命，开始了自我奉献。

这一次是因为艾滋病，而它也改变了我之后的生活。

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听到有关“同性恋癌症”的传言。大家对这种病都不是十分了解，只知道本来身体健康、活力充沛的男人突然一个接一个地病入膏肓，而这些人无一例外的都是同性恋，所以一般民众并没有陷入恐慌。

一天，我接到一位男士的电话，问我是否愿意让艾滋病病人参与我的下一场研讨会。我从没拒绝过任何绝症病人，所以立刻就答应了他的请求。但后来一见到这位名叫鲍勃（Bob）的绝症病人，我就开始祈求上天能够让我远离他——他那张消瘦的脸庞和细长的四肢上长满了丑陋的紫斑——一种名叫卡波西肉瘤（Kaposi’s sarcoma）[卡波西肉瘤（KS）又称多发性出血性肉瘤，是一种少见的多中心性血管肿瘤。近年来艾滋病的传播，艾滋病型卡波西肉瘤明显增多，而且进展快，治疗困难，死亡率高。]的致命恶性皮肤肿瘤。我拼命在脑海中搜索着可能的答案：他到底得了什么病？是不是传染病？如果我帮他的话会不会也被传染上这种病？我这一辈子都没这么丢人过。

这时我听到自己内心里有个声音，它鼓励我将鲍勃当成一个正在受苦的人——一位美好、诚实、充满同情心和爱心的人来看待。这么一想我就觉得能为他做点什么是自己的荣幸，就像对任何其他病人一样。将心比心，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也希望别人能够这样对我。

但我却被自己的本能反应吓坏了。我照顾过各种各样的濒死病人，如果就连我，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这本书的作者，一开始都会被这个年轻人的状况吓到的话，那么实在无法想象，这个社会在面对这种名叫艾滋病的传染病时会多么举步维艰。

唯一能让人接受的反应就是同情。只有二十七岁的鲍勃，并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他和其他得病的年轻同性恋男人都只是知道自己快死了。弱不禁风的身体和急剧恶化的病情让他只能每天待在家里，家人早就不管他，朋友们也不再来看他了，他每天都感到十分绝望。一天在研讨会上，他泣不成声地告诉大家说他给母亲打了电话，说很抱歉自己是个同性恋，可这也不是他自己能控制的。

鲍勃对我来说是一大考验。他是我帮助的第一个艾滋病病人，在他之后我帮助了数以千计的艾滋病病人，让他们能够安详地面对生命悲惨的终结，但他却给了我更多回报。在研讨会的最后一天，与会者们——其中也包括一名古板保守的正统基督教牧师——一起为鲍勃唱了一首动听的歌曲，然后轮流拥抱了他。他所表现出的勇气让研讨会上的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了诚实和悲悯的意义，我们把这份理解带到了整个社会上。

这个社会需要这份同情心。大多数患上艾滋病的患者都是男同性恋，大多数人一开始都觉得他们是自作自受。但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毫无人性的态度。真正的基督教徒怎么会抛弃这些艾滋病的受难者呢？大众怎么会对他们如此冷漠？我想到了悉心照料麻风病人和妓女的耶稣，还想到了自己是怎么拼尽全力为绝症病人争取权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