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那些守护者所提供的帮助及其鼓舞人心的例子影响之下，业余爱好者很快又变成一名专家、一名代表。画作收藏家是关于其藏品的信息源泉；室内乐演奏家可以滔滔不绝地大谈弦乐四重奏曲的文献；一名简·奥斯汀的爱好者很快成为公认的小说解读名家——但是他却几乎没有听说过狄更斯。类似情形也出现在对芭蕾舞、电影、雕塑和建筑的爱好之中；或者从交叉角度看，出现在对古代、中世纪、其他世纪、风格和流派的爱好中。人们显示出来的这类爱好几乎不属于文化范畴。它并不是为了自我修养，更确切地说，它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个人癖好、一种休闲活动，近似于当棒球球迷。这两种消遣活动都形成相同的事实性知识的大量堆积，这类人的心态是守财奴式的，目的在于卖弄学问。有一点很能说明问题：据说有300多个学会，每一个专门研究一位作家，其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业余爱好者，他们进行研究，召开会议，就一些学术问题进行商谈，而且肯定出版业务通讯。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我把这种处理文化问题的现代方式称为自我表现意识的令人遗憾的标志？有人可能会说，艺术缺乏赞助，在大学校园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处；对应机构的专业性越来越强，以便为学识渊博的受众服务；政府和基金会形成了项目资助基金体系，以满足公众的需要；许多鉴赏家也乖乖地一一就范。所有这一切都是逐渐形成的，没有形成其结果的预示和前兆。实际上，许多人并未意识到已经出现的变化，觉得这一切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与整个局面相关的完全有意识的因素是这种做法背后的狂热决心，是其规则和定义的种种计划，是设立了各类附属专业的大学系部，例如，你会看到一个研究19世纪的男子、一个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女人，或者一个研究弥尔顿的学者——他每周一、三、五的上午10点在课堂上口若悬河，大谈这位诗人的创作方式如何有理。基于这类善意的系统化，加之现存的选修课制度，于是形成了这个原则：每个人在某种时段——通常在大学期间——必须服用一定剂量的这种精心搭配的药物。

这种模式如何对公众产生影响，在广告商笔下的都市女郎肖像画中得以生动地体现。她大谈特谈自己的情况，她的言论让我们一瞥公众内心的一个重要部分。下面这段文字是她的典型沉思之一：

一个女孩会非常忙吗？我在普林斯顿大学修17个单元课程，在自己休假和学校放假时加紧完成自己的事业，在可能安排时学习唱歌和舞蹈，努力与我的五位亲密朋友保持联络，抽时间欣赏迈克尔·杰克逊的音乐，阅读托马斯·哈代的作品，为儿童禁毒计划工作。哦，对了，我还养了三匹马、三只猫、两只鸟，还有我的狗杰克。我最喜欢的杂志说，“非常忙”的意思是，你不愿错过任何东西……我喜欢那本杂志。我猜想，你可能会说，我就是那都市女郎。

念完大学之后，当她步入中年时，迈克尔·杰克逊有可能淡出她的生活，托马斯·哈代可能占据上风，引导她进入我刚才描述的鉴赏家行列。在某种意义上，学术和大学会赢得另外一个新兵。或者说，大学学习的东西可能毫无用处，那17个单元的课程加起来等于零。

但是，在学术机构的实际围墙和象征性围墙之外，是否可能存在文化生活？几乎不可能。公众心态在各个方面都受到学术思维的攻击。在绘画和雕塑展览上，解释和评价通过耳机灌入观众耳朵里，或者被印刷出来，贴在每件作品的旁边。在音乐会上，听众首先阅读节目单。除了刚刚出版的新书之外，所有图书都附有导读和注释。参考书在数量上与正式读本不相上下，其中包括手册、文摘、关于每个题目的字典——它们都以简略的形式提供相关信息。

这种枯燥无味并不是唯一的剥夺方式。过去的情况是，谦虚的读者通过了解历史来满足好奇心，刺激想象力，提高自己的心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