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上乘的历史著作是文学的组成部分。如今，那个文化来源也已枯竭：它已经被委托给专业历史学家，而那些人写书的目的不是给公众提供读物，而是为圈内人士服务。最近，他们狭窄的课题已经不再以历史为主，而是逐渐变为社会学或精神病学方面的叙述，历史叙事已经难觅踪影。这样的论题并不是为了吸引一般读者。他或她很可能不得不求助于传记这种依然受人欢迎的体裁。不过，当所谓的历史著作不是回顾性精神病文献时，它常常是囫囵吞枣式的细节堆积，信息大多来自对死者幸存下来的朋友或敌人的采访。

非学术读者以前享有的对头脑的另一种文化训练是哲学。存在与生成、认识与感觉印象、真理的检验、常识的矛盾，关于这些东西的深刻问题并未失去其迷人之处。但是，哲学家们如今已经不再为有才智的读者写作，而是面向自己的专业同行。全世界寥寥数千学术性哲学家自己也并无节制：他们维持了70种以上的学术刊物。但是，在为数不多的栏目覆盖一个以上哲学分支的刊物上，任何一位哲学家都难以读懂每期中的一两篇文章。这种深奥难懂的状态被归为课题的“技术性问题”。自从威廉·詹姆士、罗素和怀特海的哲学著述问世以来，哲学与历史一样，已被学术没收了，束之高阁，处于文化影响之外。

我并不愿意指责任何以诚实方式使用智力的行为。我的目的仅仅是将隐含主张与实际结果、专业与实作加以对比，不是将两者之间的不一致归因于个人错误，而是归因于这个世界的趋势，归因于具有欺骗性的时间进程。有人认为，学术研究正在为文化和人文学科服务；依我所见，这一看法是错误的。真实的情况是，艺术和文化不应被放在大学中。文化本身与学术研究本身格格不入，大学不可能是文化艺术的家园。请追溯一下我们现在所知的学术研究的前身吧。它源于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这一愿望：确定古代典籍的明确清晰的正确版本。1885年，尼采使用了Wir Philologen这个短语作为其著作一章的标题，意思是“我们学术研究者”。这提醒人们，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学术研究从事的一直是校勘和语言文字方面的事情。

文本校勘批评者使用的方式和常规超越了其最初的范围，扩展到其他学科，特别是史料编纂。在那个基础上，人们采取的一个顺理成章的做法是将这些方法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些方法得以普遍传播之后，学术研究习惯成为一般惯例；如今，在周刊、参考文献，以及商业文案和政府文件的其他学术性参考资料中，人们会见到过于精细的参考信息。

在所有此类做法中，无论以适当的方式还是以拙劣的方式，学术研究的最初意图存在了下来：这就是分析，即就一个对象进行狭隘的详细考察，其目的是获得结论。这些做法转而又必须得到论证支撑，必须考虑别人已经提出的论点——所谓的该问题的相关“文献”。显而易见的一点是，随着分析增加，相关文献得以积累，人们能够解决的问题范围变得越来越窄。换言之，专门化是不可避免的；于是，专门研究——它是一种心态——在专门化之后出现，成为一种现实必要性。

假如在那一过程的任何时刻，富有思想的人士质疑将文化成果置于学术研究和专门研究支配之下这一做法的可取性，那么，那些质疑也会被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功所推翻。在自然科学领域，被研究的问题看来不仅仅需要专门化，而且适合无穷无尽的细分。零碎的东西被数学，被得到认可、加以普遍应用的原则，被自然本身的永恒同一性轻而易举地重新组合起来。于是，科学的巨大成功产生的一个附带结果是，人们的头脑从一开始就受到影响，希望进行分析，并且以排他方式相信分析。最佳的头脑是分析引擎，随时准备处理任何材料。

什么是“分析”？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拆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