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法门是“反诚”于“中庸”。《中庸》对“诚”作这样的解释：“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在孔子及其门人看来，是喜怒哀乐之未发，七情六欲之未动；即使发动了也皆“中节”，即庄子所谓守一而处和。七情六欲的发作会使性命中的阴阳结构分解，从而导致阳气的亢烈与耗散。在中医看来，恐伤肾，怒伤肝，忧伤脾，喜伤心，悲伤肺。每一种情欲发动有过，都是一种偏激、一种伤害。朱熹《四书集注》对中庸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中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反诚中庸，乃是“去人欲，存天理”也。用王明阳的话，“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传习录》卷上）对中庸的理解也从人心到了天理。然而，天理又是什么呢？儒者多于《周易》中去体认。儒家重视现世行为功用，求内圣与外王的合一，故复命归根、平阴潜阳不甚彻底。许多儒者在解易时，最为得意的似乎并不是乾天，而是九五至尊、九五爻动，“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他们往往批评道家和佛学耽空守无滞静，以为“《易》之谈本体，则从其刚健纯粹、流行不息、生化不测之德用，而显示之”，不在不用流行之外别求一种实在。（《熊十力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331—339页）

荀子说“虚壹而静”，“将须道者，虚则入；将事道者，壹则尽；将思道者，静则察。”（《荀子·解蔽》）荀子是受过道家洗礼的儒者，他的这段话是在儒与道分手的岔路口说下的。道家并没有直师“天行健”，而是把儒家的精诚所专之“壹”虚化，隐心机于无，反诚于自然无为（无造作），归根于寂静（不亢进），复性于柔弱（不逞强），他们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少其私，寡其欲；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去其躁，和其光，同其尘，无妄无作，使“坚强处下，柔弱处上”，以为天下谷，存真阳于重阴之下，回生气于死绝之地，恍惚众妙之门，绵绵不绝，以养不死之谷神。道祖老子温和地给人们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难题：“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人治国，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老子河上公章句》）足见其气质之谦潜。当然，道家的无为是“任自然”的意思，是“毋必毋意”，不故意造作，不执着强求，并非无所事事。正因为无为，才无所不为，“物而不物，故能物物”（《庄子·在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