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从三个方面发挥了道家的智慧，第一，是齐万物，超是非，削平不同事物和不同境际的价值差别（价值意义是以差别而显著的，差别弥平了就无所谓有价值、意义了），不取善恶差别，“不谴是非，以与俗处”，使心不偏爱于一方事物而生嫌恶，偏执于一种是非而生对抗。因为“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齐物论》）。有是非善恶之分别偏执，就有贪嗔发作，从而使阳性亢烈。故王明阳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至善。”（《传习录》卷上）第二，是把对生存关注的视界从实用功利回到本体大用，于无用中来体认存在的含意，不在功用的较量追逐中伤了性命之根本。庄子深深感慨，“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人间世》）第三，是无己无待，无牵无挂，将心性从名教纲纪的恪守和名利的追逐中解脱出来，使其纯贞而自由，“以游无端，出入无傍”，“茫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大宗师》）“游心于物之初”。不过，从行文的汪洋恣肆看来，庄子比之老子，似乎放旷有余，归摄不足。

一般认为，道家重于修命，佛家重于修性。在“反诚”的道路上，佛家走得更远。他不仅强调虔诚，以种种戒律来收摄人的心性，更要深入人的心灵意识无意识深处，刨除人性之所以被动、阳性不能归秘的根源，不仅“解纷”，更要“解蔽”。在“涤除玄览”，清净人的灵根，扫除人性的阴蕴方面，功夫做得更彻底。佛家认为人性之所以不能澄明，在于心意识执着于种种空幻化的境相，并安身立命住性于其上，集缘内摇，生出贪、嗔、痴、慢、疑等种种烦恼。要转阴为阳，必先转识成智。佛认为世间的一切事相都是因缘聚散而现的生灭相，没有实性，其本质是空的，没有什么可值得执迷追求、不能释心解怀松手放下的事情。有这样的大彻大悟，人就能达到心无有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的状态，不再有虚火亢阳内扰产生烦恼混乱无序，心性自然平静，气质自然潜移，连睡觉也是清清明明的，没有梦幻泡影。在觉悟之后的大定是真正的静定，彻底的静定，于此定中能成就金刚不败之身。佛家“无所住而生其心”，归心于无所归之处，立诚于无所立之中，把儒家的“壹”彻底虚化为零（空），“从无住本，立一切法”。这种无所立的立，是真正的自立，任何因缘流变都不能动其根本。比之儒道，佛家平阴潜阳功夫之深难以测量。高僧大德寂灭后法体烧出的舍利子，就是潜阳的结晶。佛教徒坚持素食，除了出于慈悲情怀，还有一个原因是素食比荤食的阳气要潜。

在强调智慧开悟的同时，佛家有各种禅定法门，慧学以中观学派较为发达，定学以瑜伽行派较为完备。中国的藏传密教属于后者，其禅定理功夫十分精湛。宁玛派的大圆满功法，就是潜入深广无限的虚空中去吸摄无形的宇宙潜能，法师圆寂时能用这种潜能将自身虹化。

潜阳是神通的根本。在佛教的诸菩萨中，观世音的神通变化能力被认为是最为殊胜的一个。《妙法莲华经》对他的神力给予相当充分的赞颂和信赖。这种神能来自于他的平阴功夫。从《楞严经》上看，他修的是耳根通融法门，整个过程次第是：“初于闻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渐增，闻所闻尽。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极圆，空所空灭。生灭既灭，寂灭现前。突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楞严经》）这个反闻自性的法门，被文殊师利认为是成就涅槃心的最佳方便。耳根通肾，肾属子水，在卦为复，其阳性最潜。修耳根通融，可收性归于原初，由复而乾。传说观世音菩萨修到男变女貎，并有千手千眼，足见其潜阳之深。当然，佛家心性修炼的成就已经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可以易经理论来加以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