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斌为人狡猾，后来混入解放军部队，然而1951年沈阳的一个雨天，程斌打着雨伞在街上行走，一个人为避雨躲到他的雨伞下，结果程斌发现，这个人是一个曾叛变的原抗联干部。后来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两个人分别去举报了对方，结果都被枪毙了。

我们知道凶手一向会设法消减对罪行和屠杀的记忆，即使如此，他们也无法做到事情好像完全没有发生一样。在1944到1945年间，纳粹下令从集体公墓将尸体挖出，然后加以焚烧，以消灭所有的证据。我知道在拉丁美洲，所有被谋杀的都成了“失踪人口”，他们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找不到控告的证据。但我们不要忘记犹太人对每个失踪者的记忆，对每个刽子手天涯海角的追捕。我们知道阿根廷五月广场的白头巾的母亲，她们豁出命也要找到儿子、女儿，她们不相信他们已经“失踪”，她们宁肯坚信孩子还活着。

每逢星期四，一群带着白色头巾的母亲，都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月广场（Plaza de Mayo）上聚集，并且围着广场上一个代表共和国的标志步行请愿。直到现在，这群母亲依旧在五月广场步行着，因为她们不能忘记每一个失踪的孩子，不能忘记过去那段黑暗岁月里失踪的每一个人。她们表示为了让世人不要忘记，她们会一直步行下去。

从这些事来看，我们是愧对杨靖宇将军的。那些凶手的逍遥，是时代的耻辱。有一天，我会等待着一场大雪，覆盖着历史污浊的大雪，自己徒步走到三道崴子。那是祭奠的灵地，也是荡涤心灵的圣地，也许人最好的动作就是跪倒在那里，面对苍苍的天茫茫的雪，行古人三叩九拜的大礼，大放悲声。

那是委屈悲抑么？像头受伤的狼在夜里凄厉地号叫。也许，最好也效古人庐墓三年，在三道崴子筑建一处反思的屋子，为将军所痛恨的“这号中国人”。

历朝之史，当政者每曲解之，世人遂有“历史不过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说。历史的某些真相固然长期遭到遮蔽，但它们不可能永久遭到遮蔽，必定会有重见天光的那一日。对杨靖宇将军，为塑造他的形象，遂有“自戕”一说；对江姐，也有把她当年受过的酷刑夹手指的细节变成钉竹签子，生动则生动矣，但历史毕竟不能虚构。

在上个世纪50年代，人们接受的杨靖宇殉国的版本为：只剩最后一颗子弹，高喊：“宁死不吃满洲国的饭！”然后自杀身亡。这样的细节确实给人的印象太强烈太刺激，然而这不是事实。这遮蔽了真正的凶手，这对将军是不公的，那些小人没有付出血的代价。高贵的生命不愿意受到侮辱，不愿意做异族的亡国奴，不想在卑污里受辱而付出生命的代价，但将军以生命付出的代价却让我们发现生命的天平严重倾斜、严重失衡。

那就是真的凶手逃逸了，现场留下的是无尽的悲慨。但历史的吊诡处太让人诧异，具有将军殉国见证意义的那棵拧劲子树在“文革”中被砍掉了。发疯的造反派视拧劲子树为“不祥之物”，动用斧锯砍伐了，而今只有在地表上残存的一截树桩，横断面上的年轮依稀可辨。不知那年轮里是否还贮有当年的话：“怎么都是这号中国人？”

遗言太沉重，我不知道该以怎样的文字接近灵地三道崴子。

（此文发表于《散文（海外版）》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