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慈所说：“5月4日冲上街头的年轻人已无心在从事政治行动前等待中国文化的转变，而且像别处常有的情况一样，学生们成功地‘转变’了他们的教授。”陈独秀也加入了学生的队伍。1919年6月11日，他由于散发反对北洋政府的传单《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李大钊也因为参与此事而避居河北家乡。《每周评论》由胡适接编。在该刊的第31号，胡适发表了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了引起后人广泛争议的“问题与主义”论争。不久，进步党机关报《国民公报》的主笔蓝公武（知非）将胡适的文章转载在该报上，并同时在该报又发表了自己的《问题与主义》与胡适商榷。接着，胡适又如法炮制，将蓝文略加删节，转载在《每周评论》第33号上。无独有偶，李大钊在离京的时候，也看到了胡适的文章，“发生了一些感想”，遂从河北的昌黎五峰给胡适寄了一封信。胡适给这封信加了个《再论问题与主义》的题目，发表在《每周评论》的第35号上。接着，为了响应蓝、李两人，并更充分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在《每周评论》的第36、37号，胡适连续发表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被封以后，同年12月，他又在《新青年》7卷1号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对他的观点作进一步的引申与发挥。这就是“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的大致过程和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