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从美国留学归来以后，胡适曾经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从以上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胡适这次“谈政治”是激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违背原来的“默契”去谈政治这个大背景而发的。毫无疑问，胡适对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放弃思想启蒙的事业去直接参与具体的政治活动是持反对意见的。所以，用胡适自己的话说，他这次“谈政治”也只是被“逼”出来的。他说：“1919年6月中，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并把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称作“政论的导言”。而且除了短时期以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往后，胡适对于五四运动过早的使新文化运动政治化越持否定态度。1923年10月9日，在致高一涵、陶孟和、张慰慈、沈性仁等人的信中，他说：“《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这个使命不幸（因五四运动）中断了，直到今日。倘使《新青年》继续至今，六年不断的作文学思想革命的事业，影响定然不小了。”后来，在他的《口述自传》中，胡适更明确地认定：“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其结果便弄得〔知识界里〕人人对政治都发生了兴趣。因此使我一直作超政治构想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的影响〕也就被大大地消减了”。

当然，“谈政治”是一回事，具体的怎样地“谈政治”又是另外一回事。胡适自己的理由是，他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而“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这才出来“谈政治”的。这就点到了问题的关节点上了。长期以来，学界对于“问题与主义”之争过多地纠缠于它的党派性上。由于历史的原因，晚年胡适也曾把这次争论认作与“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但是，当回过头来，在有效地厘清历史史实的基础上，我们会发现，作为“政论的‘导言’”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其实并没有后来所渲染的那么浓厚的党派色彩，而只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