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一个实验主义者，针对具体的“问题”，他同样重视“经验”的重要性。所以，胡适说：“思想训练的着手工夫在于使人有许多活的学问知识。活的学问知识的最大来源在于人生有意识的活动。使活动事业得来的经验，是真实可靠的学问知识。这种有意识的活动，不但能增加我们假设意思的来源，还可以训练我们时时刻刻拿当前的问题来限制假设的范围，不至于上天下地的胡思乱想。还有一层，人生实际的事业，处处是实用的，处处用效果来证实理论，可以养成我们用效果来评判假设的能力，可以养成我们实验的态度。养成了实验的习惯，每起一个假设，自然会推想到他所涵的效果，自然会来用这种推想出来的效果来评判原有的假设的价值。这才是思想训练的效果，这才是思想能力的养成。”

但是，胡适也并不反对理性的重要性，并不反对研究任何的“主义”。他所注重的只是研究“主义”应持的态度和所用的方法。他说：“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如果把“主义”看作“绝对”正确而不容怀疑的“东西”，当它被用来认识“另外”的“东西”时，就必然会发生危险。所以，也正如威廉·詹姆士所说的：“‘一个’东西如何能认知‘另外’一个东西这整个问题，在‘另外性’本身是一个假象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就根本不再是一个实在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