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知难，行亦不易》一文是1928年7月写定的，但当时并没有立即发表。对于国民党，他也是持观望的态度。但是，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不仅激起其政治反对派的反抗，同时也引起了思想界的义愤。1929年6月，在发表了《人权与约法》一文之后，胡适认为该文并没有将他的思想表达充分。所以，接着，胡适又把他的《知难，行亦不易》略作修改，发表在《新月》（6月10日）与《吴淞月刊》（6月15日）上。

在这篇文章中，胡适对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学说进行了全面的解读。胡适认为，孙中山先生发明“行易知难”说的目的只是认为这是救中国的必由之路。他说，孙中山先生认为中国的大病在于“暮气太深，畏难太甚”，所以要人明白“不知亦能行之，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的道理。大多数人应该崇拜知识学问，服从领袖，奉行计划；那中级的后知后觉者也只应该服从先知先觉的理想计划，替他鼓吹宣传，使多数人明白他的理想，使那种种理想容易实行。同时，胡适也指出，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学说”也不是“轻理想而重实行，却是十分看重理想智识”。他的“真意义”只是要我们知道“行是人人能做的，而知却是极少数先知先觉的责任”。所以，“只是要使人信仰先觉，服从领袖，奉行不悖”。胡适认为，他的这一解释是“惟一可能的解释”。

同时，胡适也承认“行易知难”说是“一种很有力的革命哲学”，在政治上发生了很大的功效。尽管如此，但他还是认为，“政治上的一点好成绩不应该使我们完全忽视了这个学说本身的一些错误”。他说，“行易知难说”的“根本错误”在于把“知”和“行”分得太分明了，不知不觉地把“知”“行”分做两件事，分作两种人做的两类事。这是“很不幸”的。因为，绝大部分知识是不能同“行”分离的，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知识。这绝大部分的知识都是从实际经验（行）上得来：知一点，行一点；行一点，更知一点——越行越知，越知越行，行的成绩便是知，知的作用便是帮助行、指导行、改善行。政治家虽然重在实行，但一个制度或政策的施行，都应该服从专家的指示，根据实际的利弊，随时修正改革，这修正补救便是越行越知，越知越行，便是知行不能分开。所以，治国是一件最复杂最繁难又最重要的技术，知与行都很重要，纸上的空谈算不得知，鲁莽糊涂也算不得行。所以，“知固是难，行也不易”，“政治是无止境的学问，处处是行，刻刻是知，越行方才越知，越知方才可以行的越好”。

但是，孙中山先生把国民划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虽然更符合民众的既存状态，但孙中山先生“知难行易”学说的思想倾向却是与民主思想根本违背的，也为专制留下了可乘之机。后来，“知难行易”说也就成了国民党借“训政”之名行专制之实的理论依据。因此，胡适对国民党的这种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今日最大的危险是当国的人不明白他们干的事是一件绝大繁难的事。以一班没有现代学术训练的人，统治一个没有现代物质基础的大国家，天下的事有比这个更繁难的吗？要把这件大事办的好，没有别的法子，只有充分请教专家，充分运用科学。然而‘行易’之说可以作一班不学无术的军人政客的护身符！此说不修正，专家政治决不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