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分析了孙中山先生“知难行易”说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后，又说：“中山先生对于一般民众参政的能力”，是“很有点怀疑”的，这是孙中山先生认识上错误的根本原因。不能因为民众尚无参政的能力就堵塞了他们参政的途径，更何况“民治制度的本身便是一种教育。人民初参政的时期，错误总不能免的，但我们不可因人民程度不够便不许他们参政。人民参政并不须多大的专门知识，他们需要的是参政的经验。民治主义的根本观念是承认普通民众的常识是根本可信任的。‘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这便是民权主义的根据。治国是大事业，专门的问题需要专门的学识。但人民的参政不是专门的问题，并不需要专门的知识。所患的只是怕民众不肯出来参政，故民治国家的大问题总是怎样引导民众出来参政。只要他们肯出来参政，一回生，二回便熟了；一回上当，二回便学乖了。故民治制度本身便是最好的政治训练。这便是‘行之则愈知之’；这便是‘越行越知，越知越行’”。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胡适的观点与孙中山先生的“训政”思想并没有根本的区别。问题是，在没有多少民主传统的中国，孙中山先生的这一思想一旦落实到实践中，特别是被统治者利用之后，就会产生许多流弊，甚至被“异化”。他不仅不能成为通向民主的阶梯，反而为专制张了本。所以，胡适进一步指出：“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人民需要‘入塾读书’，然而蒋介石先生，冯玉祥先生，以至于许多长衫同志和小同志，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读书’罢？人民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公民生活。政府与党部诸公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法治生活。‘先知先觉’的政府诸公必须自己先用宪法来训练自己，裁制自己，然后可以希望国民走上共和的大路。不然，则口口声声说‘训政’，而自己所作所为皆不足以为训，小民虽愚，岂易欺哉？”

胡适以上两篇文章，引起了国民党御用文人的群起攻击。陈德徵在《民国日报·星期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浅识》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陈德徵说：“小子浅识，生平只知有三民主义，只知有总理及遗教，只知有党。小子比不得博士先生，懂得好人政府，懂得好人政府的约法。小子终以为党是制法的机关，党不是诬陷好人为坏蛋的集团。小子认以党治国之时，只有总理底遗教，是国家的根本法，违反总理遗教者，即为反革命，即为反法；反革命和反法，均当治罪。”对于近乎无赖的陈氏之流，胡适只能认为他们“可怜”。

因为这次论战，胡适与国民党及蒋介石交恶，被迫北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