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郎》，二是20世纪最末的岁月，由赵德明先生译介过来的《情爱笔记》。后者对我的征服，不仅是因为其中激情洋溢的情爱故事，而且还由于略萨这位60多岁的老人，所能葆有的对爱情的态度。而前者《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以下简称《潘》）对我的征服，事实上完全是那个时代的一种霹雳般的震撼。

80年代初期，我们的军事文学在中国文坛因为高扬着的革命英雄主义旗帜，适时契合了被解放着的中国文学。但少旗无向的文学环境，当时在英雄主义旗帜下的军事文学和军旅作家的集体亮相，使中国文学获得了阶段性的坐标，也使军事文学中的英雄主义呈汪洋之势，漫滥文坛，连工厂里的乔厂长都有着军人的英雄气概。恰在这时，潘达雷昂这位忠于职守与天职的上尉悲壮地率领着一支妓女队伍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当我们看到军事文学中竟然除了英雄主义、理想主义，还有“妓女主义”的存在时，不能不目瞪口呆，宛若在温美的环境中，遭到的不是习习凉风，而是一阵冰雹的袭击。冰雹是一种灾难，但冰雹却也是一种必然的存在，如同南方人终生难见到大雪一样，我们偶然见识了冰雹，即使被砸得头破血流，惊喜的欢乐也它永驻内心。

《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中文版封面

我无法相信，一支军队中可以存在一支“在编”的劳军女郎，也无法不信，妓女可以在军营中经营肉体的买卖。潘达雷昂作为军人他令军人肃然起敬，作为人他令人笑而伤神；妓女们为了钱与享乐，道德与廉耻柳絮扬花样随风而去，往日我们对妓女的同情在情节中被横扫荡涤；故事中对军队权力的揭露与讽刺，仿佛在浓血并举的恶疮上种植上一棵鲜艳的玫瑰，血使得鲜花更为灿烂夺目，浓血的疮疤也因玫瑰的灼目而更令人恶心。

英雄主义在我们的军事文学中如参天大树，非英雄主义在《潘》中如无边的草原。英雄主义与非英雄主义在同一时间的阅读中，形成一种对抗，这种对抗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最终融和，成为彼此无法分离的高山与大河，使得在后来很长的时间里，我都坚信军事文学之所以在文学的分类中、在整个纷繁多变的世界文学中成为独立、浩瀚的一道奔腾的史流，恰恰是因为英雄主义这架军事文学的坚强骨骼。而军事文学之所以这样奔流不息，有着长河之寿，又恰恰因为它有着非英雄主义的丰满血肉。倘若没有非英雄主义的血肉营养，英雄主义的骨骼，其实就是一堆枯草败枝；反之，倘使没有英雄主义的骨骼支撑，任何国家、任何区域、任何时期的军事文学都将只是一堆烂泥。

《潘》这部小说，之所以能够在世界文坛获得独立的品格，主要是因为略萨在小说结构上的丰富探索；之所以能作为军事文学而被长久称道，是因为它对军人、军事、军权的深刻揭示与展露。“非英雄主义”的潘达雷昂上尉与《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尤索林一样，一个在军事与社会连接的壤地上行走着，为我们挖掘了一条军队与社会这两个阵营间的秘密通道，使我们站在军营便能窥探社会的杂乱与腐朽，而立在社会，也同样可以瞭望军队的黑暗与斗争；另一个（尤索林）则在战争与和平的空白之处疯狂舞蹈，使我们在同一舞台上看到了和平与战争相悖而存的荒谬与滑稽。

上尉潘达雷昂与飞行员尤索林共生共存，结为兄弟。潘达雷昂与华斯科夫准尉则怒目而视，成为仇人。华斯科夫作为英雄因为战争而活着，因为《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存在而存在；潘达雷昂则因为艺术而活着，因为艺术的不枯而长寿，因为他与结构艺术的生命而使《潘》成为人们长期光顾的一座异美花园。如果能以一篇文章为舞台，让潘达雷昂与华斯科夫同台演出，那将是一部罕见的军事节目，是军人与社会、战争与和平的争鸣与交响。

当然，会有人在阅读《潘》时，对其内容不以为然，那是因为他本来对军事文学不以为然，对在军事文学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不以为然。他以为文学就是文学，没有什么军事文学和非军事文学之别，更没有什么英雄主义和非英雄主义的话题。

尽管如此，《潘》不会因为丢失了这些话题而失去文学的意义。在世界文学格局中，拉美文学几乎取得过一段历史剧的主演地位；在拉美文学格局中，结构现实主义与魔幻现实主义同样是大厦一柱，而《潘》，恰恰又是小说结构探索、实践得最成功的范例之一。完全放弃小说的思想血肉，《潘》也还有结构的艺术钢架，也同样为军事文学与整个世界的长篇叙事提供榜样的力量。尽管《潘》中的一些结构法不是略萨的创造，回忆起来，那种拼贴式的结构组合也还缺少水到渠成的流动之美，但略萨在结构中的精神与勇气，也足足可以让中国作家长久地尊敬与学习。

对我来说，《潘》所带来的不仅有非英雄主义对军事文学中英雄主义的冲击和对抗，还有拙作《四号禁区》那部中篇的主人翁鸢孩孤守禁区、无所事事时，会端起枪来长时间对太阳瞄射这样一个动人细节，其来源，就是对《潘》中细节描绘的直接行窃与盗用。除此之外，我别的小说中的叙述与结构，都潜藏着《潘》的启示与呐唤。

2001年11月19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