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与地点：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新世纪的十年，以及今年；北京、上海、西藏，中国与外国，城市与农村，山区、水乡、高原，美院，博物馆，个人画室——有一份原件极其珍贵，是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考后，中央美院网开一面，对不懂外语的考生出具通知函确凿写着：“外语成绩不作为录取标准”——还有，种种自由与不自由，种种权力：看得见，或看不见。

此外，陈丹青毕业论文《杂感》及《关于油画民族化与其他》的原稿，林旭东首次梳理第五代电影史的原稿，都在展柜里陈列着，年长的观众想必记得。要说有什么遗憾，陈丹青的名作与林旭东剪接的电影（哪怕是复制品或介绍数据）被刻意缺席，让位给韩辛的巨大篇幅，但当年他们一起聆听的古典音乐（仅展出封套）应该在场。

三个人，四十年，这是展览的维度与长度。我原以为将会参观一组私人记忆，不意却撞见一份历史的断面，其中布满自文革迄今的众多美术信息，这些信息以私人文本的方式揭示官方美术史，使之具有真切而雄辩的公共性。观众得以目击四十年来中国美术的美学变迁，并在三位作者的不同绘画中，映证这份变迁中的个人历程——林旭东、韩辛，始终处于这一变局的局外，陈丹青一度属于、并被视为局内的焦点，但观众会在跨越四十年的作品中看出，他以试图入局始，而以置身局外终。

如前所言，这次展览有如一本书的阅读。同时，这本书，也以四个十年的长度，阅读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的历史知识与美学趣味，而读者的经验，可能会被这阅读所改变。观众固然会偏重自己喜欢的某一个十年，选择自己所属所知的某一个十年，因此，观众将怎样看待他们各自可能被塑造的某个十年？这三位作者，又怎样反顾自己历经的四个十年？——他们，也是第一次有机会面对作为整体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