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丹青十五岁的自画像一路看下来，四十四岁后开始描绘的印刷品写生，最安静，最无为。我对这批作品起于如下的敬意，其一：时代可以影响一个人对绘画的看法，但不能改变他对画画的挚爱；其二：凝神于画册的静物性，可能是一种反抗，这反抗的方式，是对他少年时代向往欧洲经典的精神衔接，并成为形式的嫁接。作为文革一代，陈丹青毅然离开青年时代的美学，正如他拒斥当年所置身的时代。但他同样拒斥“当代”，以当代的理念，反抗当代，并借取当代的开放性，为之注入古典，从而获得往来于新旧美学的自主与自如。随之注入的，可能还有对绘画的信任和画家的本份；或许还有无须诉求的委屈：为古典艺术，为美的境遇。

青年时代的思慕、对绘画的信任，体现为陈丹青对古画文本的凝视，在写生画册的时刻，他拥有这份思慕与信任。我忽然意识到：陈丹青写生印刷品，好比明清文人画山水画。这样比较，既非因为‘复古’，亦非因为‘绘画的绘画’，而在于清静无为。这些画的隐秘的意义只与作者有关，在我，则看到一个挚爱经典的人对经典的伤逝，并据以坚守自己的爱。在现场，围观印刷品写生的多数观众是年轻人，他们是在看画册还是看并置？看临摹还是看写生？据闻，年轻人从中找到响应图像时代的态度，如此说来，陈丹青的反潮流是对新的潮流的启示——我再次确定：当场写生留存此时此刻的心情，深思熟虑的创作同样是此时此刻的心情，因为，巡看展览也是此时此刻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