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李安电影中存在统一哲学主题的话，那就是为本真的自我身份所作的挣扎。正如索伦·克尔凯郭尔（S ren Kierkegaard）所说：“焦虑是自由的眩晕。”缺乏本真性会带来一种存在危机，在危机中，你必须解决存在于自己真正想成为的人，与别人告诉你要成为的人之间的紧张状态。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说：“本真性伦理是种相对较新的东西，为现代文化所独有。”泰勒将对本真性的探寻视为对西方社会“现代性之隐忧”（malaises of modernity）的反应，他认为，本真性见诸于一个人“意义的地平线”，该地平线由其人存在于其中的语境构成，尤其是处于那一语境中的人。这些地平线之所以可被称为意义重大，是因为它们在这个人的定义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泰勒看来，有些人“只有在他者的自我之中才具有自我。如果没有了那些环绕在其周围的人作参照，自我便绝不可能得以描述。”自我并非在真空中形成，相反，它通过一个人与他人的关系而得到对话式的创造。如果我们看一看自我定义之语言的应用，则对于对话式定义的需求一目了然。假如没有语言的辅助，人类便不可能有更高层次的思维，而如果与他人不相依靠，则没有人需要语言。因此，从根本上看，自我其实是互为关联的。一个人不得不存在于一个社会文化环境中，一个人在这个环境中的经历会对这个人产生显著的影响。环境在一个人的自我定义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如此重要，以致人们会根据一个人的发声之处来对其加以定义：其家庭、朋友、配偶、社会和伦理道德。

李安电影中的主要角色通常都会陷在以泰勒所描述的方式进行对话的、自我定义的挣扎之中。尤其是，他有好几部电影都描绘了在西方文化的全球化面前努力保持华人身份认同感的角色。李安最早的三部电影便专门针对现代性的隐忧对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不过，就连在那些不曾明确针对移居他乡的华人电影中，我们也能找到在支持截然不同价值观的新社会文化环境中苦苦定义自我身份的角色。最终，只有借助于克服这些对其身份认同的新挑战，主人公们才能够找到本真性。

李安在他几乎所有的电影中，都明确涉及性别身份认同问题。三部电影—《喜宴》、《断背山》和《制造伍德斯托克》—都表现的是同性恋男子试图直面并表达其性别身份认同时所生成的社会冲突。《喜宴》是部喜剧，它有时会对男女同性恋情侣为融入社会而被迫佩戴的荒谬社会面具不屑一顾。《断背山》是部悲剧，细致地描绘了同性恋者在谴责其生活方式的社会中时常面临的羞耻感、自我憎恶感和迷失感。《制造伍德斯托克》是对《喜宴》的离奇口吻的响应，但它严肃地表现了艾略特·台伯为性解放所进行的斗争。其他的电影则表现了女性的性别和社会身份认同。“父亲三部曲”中的女子必须在与家长权威的对抗中定义自我，这种家长权威在东西方都普遍存在，在中国的儒家思想中则尤为盛行。在《理智与情感》中，艾莉诺和玛丽安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沙文主义禁锢中为幸福而奋争。《卧虎藏龙》中的俞秀莲和玉娇龙也面临着相似的冲突，因为传统中国社会中没有独立自主的女侠的一席之地。

孔子（公元前551-479）无可争辩地是东亚哲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他的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渗透至今，是李安电影的核心主题。生活在礼崩乐坏与暴政横行之周朝的孔子，致力于定义一种可以使中国回归商代太平岁月的政治和伦理哲学。他认为，只有当人们将自己培养成具有伟大道德品行的人时，太平安宁才会到来。传统中国对于人的理解建立在自我的焦点—场域（focus-field）概念之上：如同一幅风景画中的人物，一个人只不过是由定义着他或她的、社会互动所构成的、大环境中的焦点。因此，孔子哲学是人文主义，聚焦于社会互动而非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