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而被言中，中国所有的大学无一幸免地在两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被“砸烂”，被勒令“停办”，半数以上的大学生被送到边疆、农村和部队农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我这个复旦大学哲学系“一支笔一张嘴的标本、修正主义苗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爪牙”（毕业鉴定上的“评语”）自然难逃厄运，而丁炳昌，也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再一次闪现出男子汉气质的“光辉”。

那天，在校园一个僻静的树林子里，我哭得像个泪人儿，在小组会上拒绝签字的那股子傲气一见了丁炳昌顿时宣泄得干干净净，一下子露出了“庐山真面目”。想到背了这副沉重的“十字架”（毕业鉴定）我将一辈子抬不起头来，想到自己将被“发配”到雁北那种“一座孤城万仞山”的不毛之地，从此跟丁炳昌孤雁分飞永难相聚，我直哭得山崩地裂，泪水喷涌如尼加拉瓜大瀑布。

已沉默许久的丁炳昌替我擦干了眼泪，用他那一如既往的沉静的声音慢悠悠地说：“那份鉴定，不用当回事，历史是自己写的，人生最后的鉴定，是他对社会的贡献。”

他抚摩着我的头发，沉思的眼睛里闪现着忧郁：“我打算跟你一起去雁北，世道险恶，又是去那种地方，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

我想我的眼睛不可能比那会儿睁得更圆了，我怀疑自己听错了：按照他的条件有可能留在上海，这在当时是多么稀有的机会！他得过伤寒症，体弱多病，我又如何忍心让他为我“陪绑”？

他用两个手指按在我的嘴唇上，阻止我争辩，事情就这么决定了。就在这一刻，我看到了丁炳昌身上儒雅气质的另一面：骑士风度，坚定、侠骨和大无畏。我清楚自己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丈夫——像这样坚实可靠的肩膀不是每个女人都能找到的。

一列火车把丁炳昌和我从东海之滨的上海拉到了河北省的滹沱河畔，在这里的军农场里我们先种了两年水稻——这是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对我们这批“臭老九”的“厚爱”：让我们的灵魂和肉体都能在解放军这个革命大熔炉得到“千锤百炼”。虽然丁炳昌和我都戴上了“五好战士”的光环，但每次见面，丁炳昌的脸色越来越苍白，眼睛里的忧郁越来越浓重。

“我真怀疑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到底经不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一次见面，我俩坐在田埂上，望着庄稼收割后空旷落寞的田野，丁炳昌突然提出了埋在心底里的疑问：超强度的体力劳动，无休止的“狠斗私心一闪念”，逼着大家不停地相互“告密”，无数次三更半夜传达“最高指示”，弄得就像当年鬼子进村，全村百姓鸡飞狗跳……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这样的日子还要熬多久？

不久，听说他们男生八连出了“大事”，我顿时眼前发黑、心跳得快蹦出喉咙：莫不是有人告发了丁炳昌的“反动思想”，他被“专政”了、被批斗了？我直觉得两腿发软，几乎要站立不住……不料事情恰恰相反：是他与其他几个同学，联名向团部、师部写信，揭发连队事务长贪污粮食、私自运回老家的事，经查实，连队指导员和事务长都受了处分。

再见面时，我久久地凝视着他清癯的脸庞，凝视着他深褐色的清澈的双眼，舍不得移开目光。“怎么，不认识我了？”丁炳昌戏谑地问。是的，我的爱人！我不知道你睿智、缜密的头脑里还藏着多少我不了解的秘密？我不知道你如此单薄的身躯里哪来这么大的勇气和胆略？

快过大年了，我们挑个星期天，双双请假来到石家庄，在石家庄火车站，我俩并排坐在站台边冰凉的水泥地上，默默地目送那一列列南下的火车呼啸着开出站台。朔风凛冽，满目凄凉，丁炳昌的眼睛里储满了忧伤，他像问自己，也像问苍天：“什么时候，我们也能坐上火车回家？”我握紧他的手，无言。

火车是坐上了，可不是南下而是北上的：把丁炳昌和我送到当初杨家将打仗的古战场——山西雁北。那是1970年年初。

列车奔驰在太原——大同的路上，窗外的景色荒凉到令人心颤。一下午丁炳昌都望着车窗外发呆。黑夜降临，昏暗的车厢有节奏地摇晃，我正迷迷糊糊打着瞌睡，丁炳昌的耳语如炸雷把我惊醒：“到了这种不毛之地，我的身体不知能坚持几年？要是我不在了，你呀，一定要改改你的任性……”我万没想到丁炳昌这样坚强的男人会说出如此伤感的话，望着他瘦骨嶙峋的侧影，我泪流满面，心痛到说不出一个字来。

“我觉得你呀，心志太高，不甘于平凡。我喜欢你的是这一点，害怕的也是这一点。”丁炳昌平静的声音继续在我耳边流淌，声音里蕴涵着无限温柔、无限深情：“假如碰到好人和机遇，我相信你会做出一番事业，反过来，依你的脾气，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万一我不能陪伴你了，你呀你，一定要好自为之。”他伸出胳膊紧紧搂住了我，用他温暖的手掌抹去我的眼泪，把我的脑袋靠在他的肩膀上。我们就这样相拥着，默默无言地一直坐到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