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46年10月，陈伯达发表《中国四大家族》，彼时正值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声称要在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之际，尽管国共两军实力对比悬殊，但是恰如邵燕祥所言，陈伯达这本小册子已然在政治上给国民党判了死刑，因为四大家族的横空出世意味着国民党对平等价值的背叛，背叛平等意味着失去未来。

三年倏忽而过，兵强马壮的国民党果然穷途末路，一败涂地。又过六十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献礼大片《建国大业》中，中华民国的老蒋总统对小蒋说了句痛心疾首的经典台词：“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

都说时间是最好的过滤器，每当目睹现实的不公不义，就会有人开始追忆过去的好时光，汉粉、唐粉、宋粉、明粉、清粉、民国粉莫不如此。自然也有人会津津乐道于延安时期的朗朗乾坤，四九年之后的人人平等，但是正如杨奎松所指出的，相比国统区的深度腐败，解放区实行的集体供给制虽然没有造成太大的贫富差距，但是“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序制度”却早已形成，而四九年之后推行的职务等级工资制度则更进一步地拉大了收入差距。

根据1950年出台的《中央级行政人员工资标准》，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至勤杂人员，暂分为10等24级，最高一级的收入分配较最低一级扩大到了21倍以上。到1955年8月，新政府进一步提高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将工资等级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一级560元，最低一级仅18元，最高工资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16%后达到649.6元，最低工资仅为20.88元，两者工资差距扩大到了31.11倍。相比之下，同时代的资本主义各国中，除极少数国家，英、法、德等国的公务员，包括行政长官在内，最高最低工资差，均在8—10倍，美国、日本差距较大，也只有20倍。

有人主张，今日中国的各种乱象，上至道德真空下至社会不公，都是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惹的祸。但是杨奎松的看法不同，根据他的诊断，“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种种问题，说到底都是现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这些制度多半早在四九年之后就已经确立下来了。不设法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造和完善，仅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在分配或福利问题上着手，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

如果此说成立，那么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充其量只是帮凶，真正的主谋另有他人。托尼·朱特在《沉疴遍地》中说，资本主义不是一个政治制度；而是一种经济生活方式，在实践上可以和各种各样的政体相结合，比如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的右派独裁，比如某些国家的左派独裁，比如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君主制，以及美国的柏拉图式共和国，等等。很显然，在各种结合过程中，资本主义本身的优缺点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放大或缩小。

在朱特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并不一定在自由条件下才是最繁荣的。如果这个判断属实，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非自由条件下得到极大繁荣的资本主义到底是好的资本主义，还是坏的资本主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样的资本主义既与自由主义无关，也与民主法治无关，更与福利国家无关。同样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这种环境下所培育的贪婪、怯懦与冷漠的国民性格也与自由民主无关。

朱特说：“任何去过或者在后共产主义的东欧住过的人都知道，从压迫的平均主义到毫无限制的贪婪的转换是不太优雅的。”何止不太优雅，简直是吃相难看、节操碎了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