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克勒”是上海市民生活的样板和理想。但他们缺乏实现这一理想的物质条件和精神动力，缺乏足够的文化教养，因此只能对“老克勒”精神加以改造，剥取“老克勒”华丽的外表，充当市民精神的虚幻的面具。尤其是在毛泽东时代，由于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匮乏,“老克勒”精神在市民阶层那里产生了重大蜕变。

当代上海市民令人哭笑不得的极端精细主义的生活方式，可以看作是“老克勒”精神的一个变种。“老克勒”的考究的生活精神与小市民的功利主义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上海市民特有的精细主义特征。从积极的意义上说，是讲究生活细节的舒适；从消极的意义上说，则是斤斤计较。

“老克勒”的另一消极变种是“小男人”。“小男人”显然是一个消极性的词汇,“小男人”显然有别于传统中国社会文化中的男性形象。传统的男性形象追求粗犷、豪爽、不拘小节、不修边幅。但这些也可以看作是粗野、浮夸、大大咧咧、邋里邋遢。在这些方面，上海男性的特点未必是弱点。但与“老克勒”相比,“小男人”则显得微不足道。“老克勒”精神中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成分几乎消失殆尽，仅仅保留了一些表面的东西,“小男人”像“老克勒”尊重异性，但却少了“老克勒”的那种从容、高雅，而蜕变为猥琐；像“老克勒”似的彬彬有礼，但少了一分孤傲，多了一分怯懦；像“老克勒”一样细腻，但少了一分敏感，多了一分琐碎……“老克勒”精神的衰败，才是上海市民文化的致命缺陷。

20世纪90年代中期兴起的“小资化”运动，开始向着实现“老克勒化”的生活迈进。但“小资”还不是“老克勒”，他们缺少“老克勒”的理想主义精神和“懂经”（这需要较高的文化素养）。等这一代“小资”老了，是否能成长为新一代的“老克勒”，尚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