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姐儿眼睛上好看的劣质眼影全都花了，她把钱团成团儿扔到四哥脸上一字一顿地说：“你他妈不是人！有种就留个名儿，一个月之内我让你变成太监。”

四哥弯腰把团成一团儿的钱捡起来再次塞给窑姐儿，面无表情地说：“我是桂林路永昌胡同卖纸的，叫老四。”

老板娘手里的计算器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打这儿开始，四哥一直独自抚养着老娘和年幼的女儿。四哥也会像往常一样微笑，只是独处发呆的时候更多了；四哥也会时不时地和别人开着玩笑，只是玩笑过后听到的往往是沉重的叹息声；四哥说话依然风趣，只是风趣的同时经常显得疲惫不堪。所有认识的不认识的，熟悉的不熟悉的人都开始议论，说四哥真的一点儿都不像当年的四哥了，简直像个女人一样平常，在四哥身上再也看不到一丁点儿杀气。但越是这样，人们越是觉得四哥高高在上，越是不敢靠四哥太近，因为大家都明白，四哥还是原来那个四哥，只是把自己藏起来了。

女儿三岁的时候，四哥的纸店改头换面变成了九十年代初期那种最原始的投币大型游艺机，机器不多，只有当时最流行的“街头霸王”、“快打旋风”、“1944”、“台湾麻将”等游戏。但由于四哥为人仗义，人缘儿又好，所以经常爆满。

四哥是不怎么关心游艺厅的生意的，因为有老母亲和两个小弟在，加上自己名声在外，所以这个本应是非不断的场所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四哥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独自带着女儿踏上不一定驶往何处的列车到那些陌生的城市寻找妻子，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后来连四哥自己喝酒之后都跟别人自嘲说现在已经不指望能找到那个女人了，只是这种生活的惯性好像已经再也变不了了，他只能不断地找下去。

这次去北京，只去了三天，因为四哥忽然接到家里的电话，一个小弟告诉他母亲病了，肺炎，医生让住院，兄弟们不敢随便拿主意，等着四哥回来安排。

老太太的病不重，抽烟抽的。只在医院住了三天老太太就回家了。她想孙女，更担心儿子打孩子。孩子已经四岁了，有时有些调皮，性格倔强。毕竟从小缺少母亲的孩子个性更乖戾些。

这是一九九二年夏天。四哥这次从北京回来后先安心治好了老太太的病，然后作出了一个在那时看来无比大胆的决定：将游戏机房正式更名为“旗帜”游戏厅，然后联系了自己跑运输的朋友，要从深圳进一批当时在北方很少大规模出现的“赌博机”。其实这事儿很早以前就有人怂恿过四哥，但是四哥总是犹豫不决，说游戏是游戏，赌博是赌博，自己再怎么着也不能开赌博机的店害人，别人就说了这跟你也没关系啊！你开你的，来玩儿的人那是愿者上钩，四哥还是觉得不妥，就一直拖着。可是最近随着四哥一次次“寻妻”的失败，他变得越发冷漠，跟朋友商量进机器的事儿时朋友还在说你怎么忽然就想开了，你不是一直都觉得开赌博机害人吗？四哥面无表情地抽着烟说：“这年头儿，我为别人奉献真心，谁能为我守身如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