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同志说，中央之趋向民主，吾人固不怀疑，然道路如走得不好，必迟误许多时间，我以为中央用人，不可以党派分界。何思源、孙舫鲁可用，则中共之人又何尝不可用?

邵力子说，中日战争发生之近因，乃因日军要求华北五省之特殊化。今抗战结束，兄等又有此要求，政府将何以向国民解释。

周恩来同志严肃指出，以日本帝国主义比我中共很不适当。我党提出关于承认解放区问题与日本帝国主义关于华北五省特殊化问题之要求根本不同。我方要求者，不过实行民主而已。

自国共两党能够坐下来商谈那天起，军队和地盘就是个绕不开的话题，国民党就致力于取消共产党的军队。没了军队，地盘自然没了，军令、政令也就统一了。

早在1937年国共谈判时，蒋介石就决定了对付共产党的方针：“甲、经济从宽；乙、政治次之；丙、军事必严定限制。”这次《双十协定》签字前一天，蒋介石在山洞林园和毛泽

东会谈时，还要共产党改变政策方针，放弃军队和解放区。

当年在江西是用枪杆子消灭红军，这回要用嘴巴子“不战而屈人之兵”。

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

应该说，胡适8月24日给毛泽东的电报，是颇能代表一些中间人士，和像笔者的父母那样搞不懂国民党、共产党是怎么回事的普通民众的心声的。

重庆谈判，国民党未先拿出提案，说是为避免让共产党觉得政府已有定见，有碍谈判，好像颇有第一大党的风度。可谈判代表口口声声的“中央”“政府”，那种难以掩饰的居高临下的语气、神色呢？而在胡适及其代表的各色人等的心目中，既然必须有一方放下枪杆子，中国才能和平、免除战祸，是不是就得老二忍让点了，还能让老大放下身段吗？孔融让梨，那是一奶同胞的亲兄弟，与政党岂可同日而语？

9月21日，王若飞愤怒地吼出“那么中央将我党军队都消灭好了”，周恩来也毫不客气地批评国民党的老大心态：虽然今日我等之商谈，系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之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故国民党及其政府皆视我党为被统治者，为投降者，自西安事变以来即一贯如此。

“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无论赫尔利对这些话，怎样难以理喻，像胡适这样的和平主义者怎样感到刺激，这就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国共产党人自四一二政变后就不得不面对的历史和现实。只不过毛泽东悟出得更早，理解得更深刻而已。

赫尔利可以在重庆延安间飞来飞去。那些只和国民党打嘴巴子官司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起码重庆谈判期间，人身安全应该无虞。可毛泽东一行来重庆，如果没有近百万军队做后盾，是不是自投罗网了？